第63期 管仲相齐与中国“轴心时代”之出现及其他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8/27 15:19:31
管仲相齐与中国“轴心时代”之出现及其他
任乃宏 刘子元
[提要]通过梳理前贤今人之论述，可以见出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治理能力方面的差异源自双方“轴心时代”学术旨趣之不同；中国“轴心时代”的出现则与管仲相齐的事功高度相关。文明冲突的根源是利益争夺，文化差异通常只是借口。
[关键词]轴心时代；管仲相齐；学术旨趣；冲突与融合
一、中西社会治理差异源自“轴心时代”学术旨趣之不同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彰显中国无与伦比的社会治理能力的同时，也让一向高居云端的“西方”回到了地面，暴露了其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的短板。冰冻三尺，自非一日之寒。推本溯源，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治理能力上的差别，在“轴心时代”似已初露端倪，其主要表现即中西学术旨趣之差异：中国学术偏重于“治国安邦”，所谓“百家殊业，皆务于治”是也；希腊学术偏重于“探求真理”，所谓“为求知而求知”是也。概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大成于荀子的“隆礼重法”，催生了“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终使广土众民的古代中国“秩序井然”，“长治久安”达两千年。希腊城邦时期的“柏拉图学园”对平面几何乃至各种知识的“穷极究竟”，则孕育出了“科学传统”和“理性精神”，终助欧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功逆袭，后来居上。近代以来，“天朝上国”被西方列强轮番吊打，传统文化一再被视为落后“基因”，国人之文化自信也几乎丧失殆尽，“西潮”汹涌，“疑古”风行，不断有人发出灵魂拷问：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即闻名于世之“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也。直到中国成功实现工业化，国力日强，国势日盛，即将重返世界之巅的当下，国人的文化自信才迅速恢复乃至偶尔“爆棚”，不复自惭形秽矣。时至今日，如何看待中国国势的这一轮回？是否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与学术传统？似乎也是一个蛮有趣味的问题。
以成败论英雄是人类的通病，无论中西，古今皆同。如果非要有所区分，也不过是逻辑有疏密、言辞有俗雅、立场有内外而已。谓予不信，请试言之：
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李济先生写道：“人类的文化是累积的，……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毫无疑问，李济所持的是中国立场。可是，在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看来，中国虽然“持久、稳定”，却是一个“没有历史”可言的“永无变动的单一”,“可以称为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的这一评价，虽然令人很不舒服，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中国众多学界精英在内，却曾普遍视之为“卓识”。说老实话，如果不是有幸活到了二十一世纪，遇上了中国国力的快速增长期，见识了国人文化自信的快速恢复乃至“膨胀”，就很难识破黑格尔的这种“狂妄”。没错，就是“狂妄”！须知，拜工业革命成功之赐，十九世纪的欧洲，其生产力水平已经凌驾于中国之上，且每每以坚船利炮开路，肆意扩张，到处掠夺。“屡战屡胜”之下，虽高明如黑格尔，其自信心也难免“膨胀”。要知道，仅仅在一个世纪之前的十八世纪，在同属欧洲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眼中，中国的形象还是相当完美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认为：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写道：
东西文化接触是文明世界的强大推动力。……中国哲学对欧洲思想的影响，实以1645年至1742年天主教徒争论之礼仪问题，与耶稣会士对宋儒理学之态度为其关键。……以吾所见，13世纪至16世纪中国的重要发明，以蒙古人与阿拉伯人为媒介，其所传播之中国文明，实予欧洲文艺复兴之物质基础创造了条件；而16世纪以来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其所传播（回去）之中国文化，则实予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创造了思想革命的有利条件。
另外一个“战胜”即“膨胀”的例子，是由当代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供的，当美国赢得“冷战”、苏联宣告解体之际（1992年），福山迅速推出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其核心结论为：历史将终结于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将是“最后的人”。一时之间，舆论大哗，洛阳纸贵。可是，仅仅过了27年，一个5G技术暂时领先的“中国华为”，就让自由民主制下的美国政客露出了“无赖”嘴脸，频频使出“下三滥”手段加以应对；2020年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就让美国“生灵涂炭”，五十多万民众无奈“归天”。试问：到底是历史将要终结于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还是历史将要终结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难免让人有些疑惑。
回溯历史，被黑格尔视为“永无变动”的“持久、稳定”，似乎非但不是中国文化的短板，反倒更像是一种“优长”。要知道，黑格尔毕竟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除了对中国文化表示过轻蔑外，他也说过一句中国人并不反感的话：“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顺着这一思路下推，就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不断的“改朝换代”，乃至“五胡乱华”、“辽金交侵”、“满蒙入主”，不过是将中国一步步“坚凝”为更大的“文化共同体”的过程，而“坚凝”的“核心”正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中国文化。静水流深，深度融合，非但不是什么“历史的停滞”，恰恰是中国文化“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最好体现。毫无疑问，中国文化的“基因”是优良的，因为它极具包容性，来者不拒，有容乃大，虽不免一时之落后，却总是涅槃而重生。须知，在所谓的“轴心时代”到来之前，它看重的就是文化的认同而非种族之“纯粹”，主张“悦近来远”，强调“以夏变夷”，对此，《尚书》初载、《史记》综述的“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似即可以为证。
至于“轴心时代”的概念，是当代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
世界史的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是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产生的精神过程。那里是历史最为深刻的转折点。那时出现了我们今天依然与之生活的人们。这一时代，我们可以简称其为“轴心时代”。
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代发生了。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产生了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生活着佛陀，……在希腊则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许多悲剧作家，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在这短短的几个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勾勒出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相互间并不了解的地方发生了。……在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至今思考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们至今赖以生存的世界宗教的萌芽。
很明显，与黑格尔不同，雅思贝尔斯对中国文化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因此，我们对他提出的“轴心时代”这一概念也乐意接受。事实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大致即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群经与诸子，的确是中国文化不折不扣的“轴心”，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总是从这些经典中汲取力量与智慧，指导行动，充实精神。
二、中国“轴心时代”的出现与管仲相齐之事功高度相关
关于管仲相齐之事功，《论语·宪问》的说法最为言简意赅：“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把文言翻译成白话，意思就是：“孔子说：‘齐桓公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九次召集诸侯会盟，都是管仲的功劳。’……‘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我华夏民众至今还在享受着他带来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都要像夷狄一样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孔子为什么会对管仲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因为在平王东迁（前770年）之后、管仲相齐（前685年）之前，“中国”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如果不是管仲及时出现，华夏文明能否继续存在已经成为问题。较为形象的说法载于《公羊传·僖公四年》：其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何谓“不绝若线”？换言之即“命悬一线”也。此外，《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的另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翻译成白话，意思就是：“当初，周平王东迁的时候，周朝大夫辛有到了伊水两岸，见到有人披散着头发在野外祭祀坟墓，说：‘不到一百年，这里恐怕就是戎人的土地了吧！华夏的礼仪已经先消亡了。’”
试想一下，当其时：黄河以西，关中已为戎人占据，秦人仅存于一隅；黄河以北，邢、卫亡于赤狄，燕国逼于山戎，晋国为赤狄、白狄所环绕，几乎成为孤岛；江、汉一带，“有王则后服、无王则先叛”之“蛮楚”，也总是惦记着问鼎中原。茫茫禹迹，大半沦于敌手；堂堂华夏，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是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彼时彼地，倘无命世之才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尊王攘夷”，华夏文明有无可能就此夭折呢？虽然说历史无法假设，可是从上述孔老夫子的话中，我们应该可以听得出来，这种可能性在当时确实存在。如果华夏文明都不存在了，所谓的“轴心时代”还会到来吗？来当然还是会来，不过应该与我们没半毛钱关系了。因此，说中国“轴心时代”的出现与管仲相齐之事功高度相关，当然不是无稽之谈。此其一。
管仲为“古今第一贤相”，其贡献自然是多方面的。富国强兵、尊王攘夷之外，其“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人之“核心价值观”，亘古而弥新。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管仲创设之“士农工商定业分居”制度，不仅直接提升了齐国的生产力水平，奠定了“桓管霸业”之基础，事实上也是“国家养士”制度之先声。后来的战国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之所以诞生于齐国而非别处，尽管可以列出很多理由，若择其最要者，由“士农工商，定业分居”制度滋养出来的“养士”传统，当不容忽视。谓予不信，有史为证。《国语·齐语》“管仲教桓公亲邻国”：
桓公曰：“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桓公曰：“若何？”管子对曰：“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
翻译成白话，意思就是：
齐桓公问：“我想采取行动称霸诸侯，可以吗？”管子回答说：“不可以。邻国尚未亲近我国。……”齐桓公又问：“那该怎么办？”管子回答说：“审查我国的边境线，返还以前侵夺的邻国土地；……选派游说之士八十人，给他们配备车马和衣裘，提供足够的物资和钱币，让他们周游四方，以此号召天下之贤士（归于齐国）。”
以研究“稷下学”成名的当代学者白奚，曾这样写道：
稷下学宫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齐国三百年养士传统和政策的最终产物，稷下学宫的许多制度和活动均可在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小白那里找到它的原型。……在管仲的辅佐下……开始了具有开创之功的国家养士事业。……为了得到更多的贤士，他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措施，“为游士八十人，……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贤士。”仅为之四处做宣传的游士就有八十人，可见其养士之多。
须知，由于“稷下先生”享有言论自由且待遇优厚，“稷下学宫成了远近闻名的学术文化中心和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战国中后期比较重要的思想家差不多都曾涉足稷下。”尤为重要的是，影响汉初政治甚巨的“黄老之学”，以“隆礼重法”为核心规划社会治理、指导王朝政治的“荀学”，也都是在“稷下学宫”形成或成熟的。毫无疑问，称“稷下学宫”存在的一个半世纪（前374年至前221年）为中国历史的“轴心时代”，也是名副其实的。
鉴于管仲对“养士”制度有开创之功，故说中国“轴心时代”的出现与管仲相齐之事功高度相关，应该是合适的。此其二。
三、文明冲突的根源是利益文化差异只是借口
根据雅思贝尔斯的定义，“轴心时代”的到来，应该以贯穿历史之“学术”或“思想”——所谓“至今思考的基本范畴”——的出现为标志。顺着这一思路下推，诞生于邯郸、成熟于“稷下”的“荀学”，应该是中国“轴心时代”到来的主要标志。何以为据？且试论之：
对于中国历史，“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词同曾下过一个总评价：“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抛开其“大盗”“乡愿”之类“愤激之词”不论，“荀学”于中国历史之巨大影响应该是无法否认的。此其一。
关于“荀学”的内涵，今人多以“隆礼重法”概括之。对此，葛志毅先生在《荀子学辨》一文中有过讨论：
在《荀子》书中，每以礼与法对言，证明法对于礼已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荀子的政治思想,实以儒家礼义为核心的等级制体系为根本,法在此体系中相对于礼乃处于次一等的地位。……荀子到过秦国，在《强国》篇对秦国政治极力称誉,但认为秦治距“王者之功名”较远,其短在于“无儒”。……可以断言,荀子的理想政治，实乃秦国法治结合儒家礼治。
对此，笔者极表赞同。可以进一步引申的是，“荀学”虽倡导“王道”，实则“霸、王道杂之”。荀子对人性有颇为通透之认识：“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学”之所以“长盛不衰”，至今不失指导意义，实因其以“建立社会秩序”为目的而且极具实用价值。此其二。
纵观人类历史之演进，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则无非是“战争与和平”，或“冲突与融合”，或“混乱与秩序”。由于中西文化在“轴心时代”之学术旨趣即有所不同，其当代面貌必然存在差异。对此，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有过如下表述：
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显现出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应该说，这一表述还是较为客观的，除了最后一句。为什么不同意最后一句呢？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冲突”的根源往往是争夺“利益”，“文化差异”一般都是“借口”。没有利益冲突，“文化差异”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欣赏尚且来不及，哪来的冲突？对中国人而言，近代西方更像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游牧民族，中国的现代化，实乃现代版之“胡服骑射”。当然，也有人称之为“全盘西化”。关于“全盘西化”，李零先生说过一番“怪话”，蛮有意思：
全盘西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你只要睁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几乎全是西方文化，……近代中国，明明已经被人化了，有人还在幻想，说蒙元怎么样，清朝怎么样，那么大的块头儿，不也叫咱们汉族给化了？不过，现在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你给我化化看，别做梦了。……谁化谁，表面是争谁的文化更优越，其实是争支配权。我占有这个势，怎么“化”都行，什么你的我的，全都是我的。
看一看眼下的中国与美国，道理不是在那明摆着吗？中国“西化”（工业化）成功，“长得”越来越像美国了，按道理它该高兴，为啥反倒急眼了呢？因为“代差”没有了，钱不好“抢”了。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它不急眼那才奇了怪了。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任乃宏，河北魏县人，邯郸学院特聘教授，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子元，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