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文化魅力：管子文化与大唐政治的互动

崔兰海

摘要：文章多维度地考察管子文化对大唐政治的影响：唐代朝堂弥漫着对管子的贤能崇拜。管子文化为唐代君臣立身修德，砥砺操守，提供丰富历史滋养和理论圭臬。管子文化为唐代政治革新提供重要历史依据和理论来源。管子开创的兼听式民主在唐代得到极大张扬，构成唐代治理昌盛的制度密码。管子轻重理论为唐代推动经济改革、谋求重整朝纲提供重要理论参考和理论供给。《管子》理论的包容性、开放性的特质，暗合了唐代社会昌盛所需要的文化理论需求，成为唐人文化视野中的显学。

关键词：管子、唐代、治理、兼听

管子其人，《管子》其书、管子思想，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管子文化，这一文化对中国国家治理产生深邃影响。王朝政治在追求内圣外王之术、富国安民之道、振纲图强之法时，管子文化都成为他们一再挖掘、一再阐释、一再利用的“理论渊薮”。大唐政治被誉为“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大唐政治家们是如何接纳管子文化，管子文化又是怎么影响大唐政治的？本文检索史料，提纲振目式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借以管窥管子文化的超越时空文化魅力。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求教于方家。

一、管子是唐代贤能的代名词，唐代朝堂弥漫着对管子的贤能崇拜

管子形象在唐代被置于很高的地位，帝王求贤喜用管仲设喻，《唐大诏令集•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朕遐观前载，历选列辟，莫不贵此得人，崇兹多士……况乎齐桓中人之才，器非浚哲，汉武嗣业之主，志在骄奢。犹赖管仲、隰朋之用，平、津、博、陆之辅，既为五霸之长，亦称万代之宗。是知得士则昌，失人则乱。” 这篇“求访贤良”的诏文作于太宗贞观十五年，此事《旧唐书》记曰：“六月戊申，诏天下诸州，举学综古今及孝悌淳笃、文章秀异者，并以来年二月总集泰山”，唐太宗借管仲、隰朋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说明人才之重要，管仲成为治国良才之代称。无独有偶，开元九年，唐玄宗《求访武士诏》再举管仲功业说辞：“武设五兵，所以安人禁暴。臣称三杰，所以战胜攻取。蜀乃一方之主，尚得孔明。齐为九合之君，斯由管仲。况宇宙至广，人物至多，岂乏英贤，无闻韬略”有意思的是开元中这道诏书把管子塑造成武臣形象的代表。据学者考证，自唐代建中三年，管仲被列为武成王庙陪祀，宋代管仲陪祀武成王庙的位次进一步上升。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尊王攘夷的功业使管仲的武臣形象自初唐逐步被树立起来。

《唐大诏令集•批宰臣请上尊号第三表》记载了穆宗长庆元年一道诏书：“昔齐桓议封禅，管仲骤谏其未宜。晋武平江东，何曾深惟其远驭。彼二臣者，居安思危之志明，有犯无隐之诚切也。况朕寡德，谬膺昌期，赖先帝削平之威，蒙列圣浸渍之泽， ……加我虚尊，不若致我于无过之地。宜罢来请，用副乃怀。”这段诏书乃元稹所拟，元稹长庆初以祠部郎中，知制诰，史说:“辞诰所出，敻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诏书中所言管仲谏止桓公封禅事初见于《管子》，司马迁转录之于《史记》。桓公既会诸侯于葵丘，后有封禅意，管仲谏之，桓公自夸其功烈。《管子•封禅》：“（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见桓公不可以辞穷，就假借祥瑞不见止之曰：‘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 。管仲之所以谏止桓公封禅：一是封禅有违管子“尊王”之旨，二来管子有意消弭桓公好大喜功之态。穆宗诏书借用管仲谏止桓公封禅事，其意在说明管仲善谏而桓公善纳。诏书既肯定管仲居安思危之意，又赞许管仲有犯无隐之诚。管子被视为人臣楷模，在唐朝可见一斑。　

与唐代朝廷弥漫对管仲贤能的崇拜相反，隋唐五代人对齐桓公的评价很低。《旧唐书•玄宗本纪》史臣论曰：“於戏！国无贤臣，圣亦难理；山有猛虎，兽不敢窥。得人者昌，信不虚语。昔齐桓公行同禽兽，不失霸主之名。梁武帝静比桑门，竟被台城之酷。盖得管仲则淫不害霸，任朱异则善不救亡。”这一评价很能折射隋唐五代人的价值理念。从史实看，孔子赞许管仲“如其仁”，秦汉之时，管子形象至高，《盐铁论》中辩论双方都征引《管子》文本为论据，大唐政治广泛接纳管子文化。战国、秦汉至隋唐五代管子始终处于古之圣贤的地位得到世人尊崇，乱世俊杰如诸葛孔明也“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而与之相反的是，作为君主的齐桓公，虽有霸业之名，然后人说：“桓之功，管仲之力也”。据《管子·小匡》记载桓公有“大邪三”：“好田、“好酒”“好色”，《荀子•仲尼》用“险污淫汰”形容桓公之做事为人，又谓桓公“内行则姑姊妹不嫁者七人”，上文《唐书》史臣径呼：桓公行同禽兽。史臣罗列一批主昏臣明的事例，意在说明贤臣的重要性。以管仲任齐相开创的君、相互动体制，对维系传统礼治社会繁荣至关重要。不过隋唐群相制度远不如管仲开创的基于君臣分工理论的独相制度在协调政务上的高效。

二、管子文化为唐代君臣修身立德、砥砺操守提供了历史文化滋养和理论圭臬

《帝范》是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亲自撰写的意在教诲太子为君之道的文献。该书四库本为四卷，近五千字，文下有注释，该书两引《管子》文句立论。

一例意在教育太子为人君当留心求贤，《帝范•求贤》：“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是明君旁求俊乂，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夷吾困于缧绁……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辅之资。” 这段文字充分肯定了忠良、英贤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呼吁帝王用人不计出身，搜扬侧陋，行文中特意以管仲为例。文中所题“夷吾困于缧绁”，文见于《史记•鲁仲连列传》曰：“管子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信于诸侯”，而同一事件《史记•管仲列传》行文曰：“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困于缧绁，即指管仲被囚之事。

一例意在教育太子为人君当量能授官，务使人尽其才，《帝范•审官》曰：“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此文重点强调设官分职的重要性，发挥老子圣人“袭明”之意。有意思的是该文注释说：“《管子》曰：‘工之制木也，大者以为舟航柱梁，小者以为楫楔，修者以为榈榱，短者以为侏儒，无小大修短皆得其所宜，此之谓也。’”从唐人所下注释看，《审官》篇文字显系化用了《管子》文句而成，然注释中语言不见今本《管子》，可推定注释中的文字为《管子》轶文。无独有偶，成书于南宋庆元中《记纂渊海》卷六十论议部“兼收并蓄”条引用这句话时，下注释也说出自“管子”。如果我们断定该文为今本《管子》轶文，那么察该文量能授官的主旨，基本与今本《管子•君臣上》趣旨一致。《管子•君臣上》：“上有法制，下有分职也……明君之举其下也，尽知其短长，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贤人之臣其主也，尽知短长，与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于正，则百姓男女皆与治焉。”《君臣上》这段文字同样是论设官分职，各尽其能的话题，与《帝范》意想通，也是上文《管子》轶文在意蕴上相类，我们基本倾向于该轶文当出自《管子•君臣上》（相对而言《君臣下》篇更倾向于君德、臣德发论，《君臣上》多着眼于分职）。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轶文几乎毫无变动的保存在《淮南子•主术训》。《淮南子》说：“故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为舟航柱梁，小者以为楫楔。修者以为櫩榱，短者以为朱儒枅栌，无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明人修《喻林》再著录该条文时，就径直著录为出自《淮南子•主术训》而不语《管子》了。显然今本《管子》宋明之际流传必遭变故。

《臣轨》是武则天编纂，意在规范人臣道德、品行的一部文献。内有《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缜密》、《廉洁》、《良将》、《利人》等章目。其间管子文化数见。

《至忠章》：“见贤举之如不逮，若鲍叔荐管仲，子皮升子产也”，此处引管饱之交，论人臣当为君揽才。《守道章》：“君臣有道即忠惠。父子有道即孝慈，士庶有道即相亲，故有道则和同，无道即离贰，由是观之，无道不宜也。《管子》曰：‘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所谓道者小取焉则小得富，大取焉则大得富’”。这段文字意在论人人当守道，引《管子•白心》文句作为论据。《管子•白心》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了“道”的普世性，在“得道”上只有量的增减，“得道”机会人人都是平等的。君、臣、民皆应追求成为“有道”之人。

《利人章》：“夫衣食者，人之本也。人者，国之本也……《管子》曰：‘佐国之道，必先富人，人富则易化。是以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然具王天下者，必国富而粟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劝农之急必先禁末作，末作禁则人无游食，人无游食则务农，务农则田垦，天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是以古之禁末作者所以利农事也。至如绮绣纂组，雕文刻镂，或破金为碎，或以易就难，皆非久固之资’”这段文字论证人臣当以富国为务，而富国当以重农为要。其间引用《管子》文句不见今本《管子》，观其意与《管子•治国》多相通。《管子•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两者对照，其意相通，《利人章》所引当出自《管子•治国》。《管子》重农但不排斥商业，形成了《管子》重农和发展工商业并行不悖的会通理论。后世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割裂了《管子》会通理论体系，一味重农，强调利出一孔，结果给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带来消极影响：一方面使传统中国始终跳不出农业立国的圈子，另一方面也间接造成商业发展不足。国家治理始终把农业作为财富来源，而忽视了对商业财富的挖掘，这就使得传统中国很难靠自身来实现突破，发展出现代性商业文明。

《利人章》：“夫君臣之道，上下相资，喻涉水之舟航，比翔空之羽翼”。注文说《管子》曰：“齐桓公叹曰：‘孤之有仲父，若飞鸿之有羽翼也’”。这段论君臣之间相得益彰的文字，所引文句出自《管子•霸行》，《霸行》：“桓公道：‘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桓公与管仲君臣相协，上下相资，为后世君臣关系立一楷模，这点尤为唐、宋朝廷所看重，不似明清帝王之独断与专制。

君臣互信，是齐国霸业成功的关键，管仲与桓公的互动成为唐代朝廷君臣互勉，相互砥砺的重要历史资源。《新唐书•魏征列传》载贞观十年，魏征上书论人主当以诚信待下，文曰：“昔齐桓公问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无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此互见于《旧唐书•魏征传》、《贞观政要•诚信》，魏征所引管子语，初见于《说苑•理政》。魏征引用管、桓典故意在强调君臣互信对于保持政治昌明的重要意义。礼治社会政治昌明依赖君明臣直。春秋时，“君尊臣卑”的君主专制理论尚不完善。唐代君主专制理论已经成熟，“君尊臣卑”已成定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新唐书•李绛传）太宗晚年也日益专断，“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以太宗之明达，晚年也日益专断，君臣之间互信、互动何其难！

传统政治中君主开明主要体现在君主能纳谏，广泛听取意见。以今天眼光看，这未尝不可视为一种兼听式民主。民主是官僚体制的消毒剂，古今皆然。管仲在治理齐国开创的这种兼听式民主，对唐代政治影响甚巨，后文再谈。

三、管子文化为唐廷推进政治革新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和理论依据

唐代帝王诏令和御制文献中常引用管子文化来佐证帝王行为的正义性。从内容看，涉及帝王重视人才、变更祭礼、为政以德、量能授官、训诫臣子等方面，我们从中能清晰感触管子文化对大唐政治的直接影响。笔者检索《唐大诏令集》，发现唐代帝王革新每喜摘用《管子》文句为自己的行为背书。

乾封元年，高宗有意改革宗庙荐享的礼仪，其诏书说：“朕以寡德，嗣守宗祧……每惟宗庙至敬，虔诚祼享，而止。情有未安，思革旧章，用崇严配。管子曰：‘礼者因人之情，缘理而为之节也’”。故三王五帝，礼制不同，损益随时，期于通变。……岂可以因循礼经，乖违诚敬！自今以后，宗庙享爵及簠簋豋钘各宜别奠，其余牢馔，并依常典。”从引文看，《管子》文化成为变革礼仪的理论依据。诏书所引《管子》文句见于《管子•心术》：“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管子在这里强调礼应顺应人情，顺随义理来制定。陈鼓应谓“稷下道学提出‘因人之情’的礼观，为礼节仪文溯源人性之基础”。让礼回归人性，规避了当时礼仪的僵化，此为《管子》对先秦礼制的一大贡献。而高宗改革祭礼，从中找到理论依据。

《唐大诏令集•亲祀明堂赦》：“赦者小利而大害，始泰而终否，是小人之幸，非君子之富。……遐思管仲之篇，缅想吴汉之说，恐负丕构，慨然长想。昔孔明相蜀，王猛佐秦，咸以数赦为言，俱称肆眚非便。朕惟新阐政，方事澄源，期望古而裁规，且修今而布泽……可大赦洛州境内，天下诸州见禁囚徒。”该诏文作于中宗神龙元年九月，为中宗祀明堂后大赦天下所撰。诏书中所言“管子之篇”，当为传世《管子》文本。从行文看《管子》成为中宗慎重对待“大赦天下”的重要理论依据。查《管子•权修》：“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刑罚不审，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此处“赦有罪”被视为败国之政，为法家底色无疑，胡家聪说：“《权修篇》凡‘牧民者’一词九见，显然属于“牧民”政治学说体系，系法家著作无疑”。此外，《管子》论不可妄加赦免集中于《外言•法法》：“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犇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睢之矿石。”把诏书原文与《管子•法法》对照，自可推断诏书起草者当参照过《管子•法法》。《管子》在唐代甚为人熟知，唐人视《管子》为“管仲之篇”也甚了然。

《管子》一书在唐代流传很广泛，不惟帝王，臣子也喜引《管子》。《旧唐书•杜佑传》载元和初，针对党项扣边，边将欲反击，杜佑上书宪宗论为国者当谨于用兵，其间行文曰：“《传》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管子》曰：‘国家无使勇猛者为边境。’此诚圣哲识微知著之远略也。今戎丑方强，边备未实，诚宜慎择良将，诫之完葺，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自然怀柔，革其奸谋，何必遽图兴师，坐致劳费。”杜佑所引，见于《管子•枢言》，行文稍有差异，原文作：“先王不以勇猛为边竟则边竟安。边竟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善于用文化软实力而不是军事征服去赢得外族亲附，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我们今天在赓续文化中国，消融军事冲突之时所应留意的。

又，《旧唐书•武总本纪》给事中韦弘质上书奏论相权太重，李德裕等驳斥曰：“臣等昨于延英对，恭闻圣旨常欲朝廷尊，臣下肃，此是陛下深究理本也。臣按《管子》云：‘凡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故国安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君人之理，本莫要于出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从令者死。又曰：令行于上，而下论可不可，是上失其威，下系于人也。’自太和已来，其风大弊，令出于上，非之于下。此弊不除无以理国也。”李德裕引文见于《管子•重令》，意在说明臣下不可妄议君令，妄议则君主权威受损，朝廷就失去舆论的主导力。李德裕还认为自文宗太和以来，君主渐失权柄、迁就朋党之舆论。从这段引言看，《管子》“尊法重令”的思想对李德裕施政甚有影响。武宗会昌政治颇为可观，在回击回鹘、讨伐昭义、禁佛上皆有奇功。会昌之时，中枢权力运行甚为流畅，大有一扫宦官、朋党干政之积弊，王夫之说“夷考德裕之相也，首请政事皆出中书，仇士良挟定策之功，而不能不引身谢病以去。唐自肃宗以来，内竖之不得专政者，仅见于会昌。德裕之翼赞密勿、曲施衔勒者，不为无力”

四、管子开创的兼听式民主在唐代得到极大张扬，成为唐代治理昌盛的重要制度保障。

我们说管子是中国传统的兼听式民主政治的开创者，主要基于管子有“啧室之议”的制度设计。《管子•桓公问》：“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曰：‘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于啧室之议。有司执事者咸以厥事奉职，而不忘为，此啧室之事也，请以东郭牙为之。此人能以正事争于君前者也。’ 桓公曰：‘善’”。这段文字疑有错简，然不碍今人领悟其主旨。管仲借鉴前代倾听民意的做法，构建了齐国的啧室，让正直之士东郭牙主持，这一机构的重要责任是倾听批评意见，为国家察举忠于职守的官吏，也就是为国家发现人才。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考察齐国“啧室之议”的历史演进，但我们推断管仲治齐善于广开言路，倾听民情，当不至于大错。且从行文看，管子“啧室之事”由专人负责，职责分明，兼听制度已粗备。

管子开创的“啧室之议”与战国田齐的“稷下学宫”，或有历史传承关系。白奚说：“齐桓公设‘啧室之议’，广泛征询意见，鼓励人们畅所欲言，议论时政，乃是一个重要的创举，实开稷下学宫议政、咨询活动的先河”。齐国能长期称雄列国与管仲开创的兼听式民主治理模式关联甚大，司马迁谓“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於诸侯”（《史记•管晏列传》）。更为重要是这种理性、包容的治理范式，为思想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宽厚的社会土壤，孕育出众多理论派别，为以后的中国社会转型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供给。无论是汉初“道法合流”的黄老之治，还是“外儒内法”、王霸兼用的两汉治理范式，其理论源头皆可从《管子》文化中找到母版。

随着王权主义的加强，如稷下学宫等“不治而议”的学术团体在封建国家治理体制中不复存在，但国家决策需要兼听不同的声音，谏官制度成为保障决策正确的重要制度设计。《管子•小匡》有“使鲍叔牙为大谏”的记载，这应是史籍中最早使用“谏”为职官名的记录。唐代是谏官制度发达时期，拾遗、补阙、给事中、起居郎、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等皆掌进谏之责，唐代谏官团体别有“谏院”之称，谏官体制之发达可见一斑。《贞观政要》保留《求谏》、《纳谏》、《直言谏》等数章唐代君臣互动的案例，这被视为成就“贞观之治”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谏官制度和谏官文化可视为兼听式民主在盛唐的延续和发展。唐太宗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君臣合契，形成一个治理共同体，在唐太宗看来，这是国家保持昌盛的重要制度密码。安史之乱，盛唐繁华不在，然兼听式民主、包容性政治余温存续。

《新唐书•李绛传》：“绛谓：‘大臣持禄不敢谏，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为害霸最甚。今臣等饱食不言，无履危之患，自为计得矣，顾圣治如何？’有诏明日对三殿。帝尝畋苑中，至蓬莱池，谓左右曰：‘绛尝以谏我，今可返也。’其见礼惮如此。”李绛化用管仲治国名言，砥砺为国者纳谏、为臣者进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国霸业，成就了管子治理的神话，而“君明臣谏”被视为维系齐国霸业的关键。宰相李绛借助管子语为自己进谏提供历史依据，得到了唐宪宗的高度认同。

无独有偶，《新唐书•裴度传》记学士韦处厚进言敬宗起用名臣裴度为相，奏折说：“裴度元勋巨德，文武兼备，若位岩庙，委参决，必使戎虏畏威，幽、镇自臣。管仲曰：‘人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治乱之本，非有他术。”同一事件，《旧唐书》文思较《新唐书》为胜，文曰：“臣伏以裴度勋高中夏，声播外夷，廷凑、克融皆惮其用，吐蕃、回鹘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岩廊，委其参决，西夷北虏，未测中华；河北山东，必禀庙算。况幽、镇未静，尤资重臣。管仲曰：‘人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理乱之本，非有他术，顺人则理，违人则乱。”韦处厚引用管仲“人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的名言，强烈建议敬宗皇帝采纳民意启用名臣裴度来震慑藩镇，威服四夷，不可令裴度久放在外（此时裴度为李逢吉所构外放山南西道节度使），韦处厚的进谏触动了唐敬宗，裴度再拜平章事。韦处厚所引管子文句不见今本《管子》，当为《管子》佚文。联系上下文，管仲此语意在强调君主决策当尽量多听民意，不可为少数谗言所扰。其意当与《孟子•梁惠王下》：“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相通。《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里也是强调治国当倾听民意，体察人情。不同之处在于，孟子为文士而管子为政治家兼文士，故管子有机会把思想付诸治国实践，构建出一套兼听式民主制度治理范式。

五、管子轻重理论为唐代推动经济改革、谋求重整朝纲提供重要理论参考和理论供给。

唐代财政大致从武周后期逐步恶化，中宗、睿宗为庸主，财政局面持续恶化。玄宗革新，左拾遗刘彤于开元初上书论财政改革，其核心观点则为“取山泽”之利，《旧唐书•食货志》文曰：“臣闻汉孝武为政，廐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殚费之甚，实百当今，而古费多而货有余，今用少而财不足，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民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民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国，济人盛事也。臣实为今疑（宜）之。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余之辈。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以山海厚利，资农余之人，薄敛轻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谓然乎？臣愿陛下诏盐铁木等官收兴利，贸迁于人，则不及数年，府有余储矣。然后下宽贷之令，蠲穷独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虽戎狄猾夏，尧汤水旱，无足虞也。奉天适变，惟在陛下行之！”

刘彤认为“取山泽之利”可以“济人盛事”：一则国家专营山泽之利，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轻税赋。二则打击丰余之家，扶助贫苦之子，均衡社会财富。三则可国富民强，怀柔远人。岑仲勉谓“其言颇与近世主张国家收入主要靠国营事业之理论相近，见解迵出向负唐代理财盛名的刘晏之上……刘彤‘柔荒服’之见解，实即儒家所谓‘王道’，如果善于体会及运用，何难化臭腐为神奇”，岑仲勉极力盛赞刘彤见识，认为颇与国营事业理论相似，又谓刘彤财政见识高于唐代理论名臣刘晏。然岑仲勉把刘彤“取山泽”之法归功于儒家之王道似值得再商榷。遍察诸子，提出“官山海”“通轻重”，唯以《管子》为详，刘彤见解，视祖述《管子》为妥。不过《管子》“官山海”带有鲜明的法家“利出一孔”的色彩，让百姓“人无以避此”、“无不服籍”，而刘彤“取山泽”更多从儒家仁政考量，强调“惠群生”，此亦时代使然。刘彤上书的效果，《旧唐书•姜师度传》：“左拾遗刘彤上言：‘请置盐铁之官,收利以供国用,则免重赋贫人,使穷困者获济。’疏奏，令宰相议其可否，咸以为盐铁之利，甚禆国用。遂令师度与户部侍郎强循并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计会，以收海内盐铁。其后颇多沮议者，事竟不行。”刘彤的建议一度得到唐政府采纳并实施，然反对声音使此次改革未持续多久便废止。安史之乱后第五琦重拾刘彤“取山泽”之高论，并付诸实践，此事后文再论。

管子轻重理论的推行，依赖于国家对货币铸造权的垄断，《管子•国蓄》：“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马非百谓：“政府应将货币之铸造及其发行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以所铸造及其发行之货币，运用贱买贵卖之轻重策收购大量之粮食而独占之。” 铸币与矿冶相表里，要垄断铸造权必然进一步要求政府掌握国家铜矿资源，《管子•地数》：“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 《管子》这套理论从理论框架看是周密的，但要付诸实践很不容易。有唐一代，政府对货币、铜矿的管控始终在“禁与驰”之间反复。这一方面由于传统政权的控制力不足，难以对铸币权进行垄断。铜矿开采难加限制，民间私铸之风盛。另一方面钱币本身极易仿造，利润极大。而且官方铸币成本极高，加上货币铸造地（唐后期多集中江淮一带）与货币发放地（唐代多集中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等地）长期分离，必然推高货币成本。唐代社会还没有出现货币发行和发放相统一的金融机构。故而政府对禁止私铸始终难以下定决心。但即便如此，《管子》中政府垄断铸币权、采矿权的主张仍为唐王朝谋求加强中央财经权力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

开元二十二年，针对宰相张九龄“官铸所入无几，而工费多，宜纵民铸”的主张，裴耀卿、李林甫、萧炅、刘秩等皆认为“纵私铸”不便，而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刘秩所论最详：“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是……古者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仲曰：‘夫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舍之则非有损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如父母，用此术也，是为人主之权。

刘秩开篇就拿出《管子•国蓄》来为自己“国君当垄断铸币权”的主张背书，掌握铸币权是国家实施“贫富在君”的重要法术，善于运用货币轻重天下，是霸业成功之关键。刘秩力主国家垄断铸币权的同时，必须进而管控铜资源，从源头禁断民间私铸的可能，“铜之不赡，在采用者众也。铜之为兵不如铁，为器不如漆。禁铜则人无所用，盗铸者少，公钱不破，人不犯死，钱又日增，是一举而四美兼也。”上述观点显然传承了管子铜矿国有的文化基因。然而刘秩主张并没有被唐廷采纳，“是时公卿皆以纵民铸为不便，于是下诏禁恶钱而已。信安郡王祎复言国用不足，请纵私铸，议者皆畏祎帝弟之贵，莫敢与抗”，玄宗朝一直被通货不足所困，故而在对禁民私铸上始终难于决断，学者考证“在‘安史之乱’前，唐政府并未实行过切实有力的禁铜政策。”中晚唐时期，“禁铜”以保障货币发行的呼声日益高涨：韩愈“禁人物得以铜为器皿，禁铸铜为浮屠佛像钟磬者；蓄铜过若干斤者，铸钱以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白居易“今国家行挟铜之律，执铸器之禁，使器无用铜。铜既无利也，则钱不复销矣。此实当今权节重轻之要也。”

安之之乱后唐政府为重整朝纲，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改革来保障中央政权正常运行，宫崎市定说“唐的国家性质为之一变，武力国家由此变为财政国家。财政被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在唐代确立财政立国的过程中，第五琦、刘晏成为推演管子轻重之术，提升唐中央财政大权的著名理财家，刘晏更被史书誉为“管、萧之亚”

第五琦延续“取山泽”之利的改革思路，乾元元年，改革唐代盐政，实施国家榷盐制度。《旧唐书•第五琦传》:“于是创立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徭，隶盐铁使，盗煮私市罪有差。百姓除租庸外，无得横赋，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第五琦实施严格榷盐制度，把盐的生产、销售均实施了国有化经营。榷盐举措我们从《管子》中能找到理论源头。《管子•地数》：“十口之家，十人咶盐。百口之家，百人咶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盐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桓公曰：‘何谓籍于时？’管子曰：‘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丈夫（当为大夫，笔者案）毋得治宫室，毋得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管子》这段文字是后世政府榷盐理论的母版，也是“取山泽”之利的重要内容之之一，利用食盐类生活必需品面对价值变动缺乏弹性的特点，通过提高食盐价格来增加财政收入，由于齐国食盐被齐国政府垄断，政府托以妨碍阳春农事，禁止民间煮盐，国家得以垄断食盐生产，并提高盐价，借以获得超额垄断利润。《管子•轻重甲》还按照此理论设计出齐国榷盐致富的具体案例。第五琦榷盐制度显然比《管子》轻重篇设计的更为严格，耿正东谓：“前者只是在农忙时节禁止人民自行煮盐，其他时节没有这样的限制，而后者则与西汉的盐业官营相仿，由政府常年垄断着产盐的权利。”继第五琦后，刘晏继续整顿唐代盐务，刘晏的关注点从生产流域更多转向流通流域。首先，刘晏改第五琦“官产官销”为“官产商销”，《新唐书•食货志》：“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刘晏的做法是官家只负责生产，然后卖给商人，任由商人经销，这样就裁减了营销环节的盐吏。其次，刘晏还借鉴了《管子》狭义轻重之法，创建了“常平盐”制度，《新唐书•食货志》“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这是刘晏对管子“以重射轻，以贱泄平”轻重理论创造性发挥。最后，管子轻重之术要求国家关注流通流域的价格波动，政府搜集、掌控市场行情变化的情报势在必然，《管子•小匡》：“隰朋为行，曹孙宿处楚，商容处宋，季劳处鲁，徐开封处卫，匽尚处燕，审友处晋。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饰玩好，使出周游于四方，鬻之诸侯，以观其上下之所贵好”。刘晏对管子搜集情报的理论做了创造性转化，《旧唐书•刘晏传》：“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刘晏在全国设置巡院，搜集情报，“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旧唐书•刘晏传》），又招募“疾足”，把情报快速传递京师，这样四方收成如何、物价波动全在刘晏掌握之中，为刘晏实施“常平法”提供重要依据。管子轻重文化穿越千年在中唐被空前发挥，为中唐复兴举措提供理论上的源头活水。

（作者简介：崔兰海，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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