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期 管子“民心”论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3/7/20 15:27:31
管子“民心”论
王硕民
内容提要：管子相齐桓公，以“顺民心”为准则。民心顺逆决定政之兴废，体现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民本思想；君民心系一体无往不胜，体现基于心理学意义的民心观念；减轻人民负担造福人民，体现爱民利民境界中的民心观念；法立民乐法令合于民心，体现坚持公平法制中的民心观念。这对当前全面认识管子思想，深化管学研究，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宗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管子；顺民心；尊民意
“民心”作为政治哲学先秦已成熟，且成为思潮。管子相齐桓公，佐周之政，匡扶天下，处处为人民着想，其“顺民心”观念在先秦民本思想中独具特色。《管子》全书15万多字（不计阙文），而“民”有1273处，高频出现，并重视民心顺逆。“民心”23次，“顺民心”4次，“民意”3次。可以说，《管子》通篇都在论民心，谋民生，谈民事，顺民意。要以民心为心，以民意为意，一切以民心为出发点，且有可行措施，是具体的、落实的，充分体现了管子的重民思想。这就形成了鲜明的“民心向背”论，成为先秦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管晏列传》称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1]31。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2]2136孔子以激刺的话语反衬对管子的褒扬。关心民生的言论《管子》书中随处可见，思想极为丰富深刻，民心观念突出，有必要加以深入系统研究，这对今天全面深刻地认识管子事功，深化管学研究，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宗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启示意义。
一、民心顺逆决定政之兴废：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民本思想
心学，作为哲学概念于先秦既形成，并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心学即指从儒家分离出来的一门学问，至明代中晚期，湛若水和王守仁是心学的两个代表人物，阳明为巨擘。广义上的“心学”，即为心性之学，管子的“民心”说即属于此范畴，也可视为政治哲学范畴。从治国理政角度，《管子》专列《心术》篇，论述“心”于治国安邦之重要。圣人处置事物是积极主动的，治国必先使“心安”。“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安定民心是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国家的治理与人民的安宁根本都在于“心”。足见，管子对民心的重视。
管仲相桓公，身居于齐，而放眼“天下”，辅王成霸，一匡天下，事功显赫。在实现这一宏图远略的进程中，管子心系人民，处处为人民着想，是最务实的思想家。作为天下观的具体实施环节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管仲把握人性这个根本，提出要“顺民心”。《四顺》揭示顺民心之要义：“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中多处提到“顺民心”“民心”等。而其一匡天下的坚强后盾就是“民”，民的根本在“心”。因此，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兴废，即“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在先秦民本思想中独具特色。
《重令》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顺民心”之重要。有能力的人不使之担任官职，享受的俸禄与所做的功绩不相称；“号令逆于民心”，各项措施不适应时势的变化；而有功的得不到应有的奖赏，有罪的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上位无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这就如指挥打仗，将帅不严威，民心不专一，将士上阵畏敌，不敢冲锋陷阵，“而求兵之必胜，不可得也”。这是因为民心系于君上，正如《禁藏》所说，君主政令贯彻于民，民心与君主密切相连。《版法解》认为，治国之本有两点：一是人，二是事。人则要求一定效力，事则要求做得完善。人有逆顺，事有分量。“人心逆，则人不用；事失称量，则事不工。”事情不完善意味着有伤，人不肯效力意味着有怨。所以说：“取人以己，成事以质。”
如果政令不通，民心就会生变。《版法》指出，不可因个人喜悦而行赏，不可因个人恼怒而擅杀。如果“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政令就行不通，人心则会涣散，进而有二心，祸乱则将发生，一旦激起民众忿怒，则很难应对平息。人君若自恃其盛，自处其贤，“以操士民，国家烦乱，万民心怨，此其必亡也”[3]62，这就如从万仍高山跌入深渊，必然死亡不可复生。所以不可目光短浅，而应深谋远虑，未雨绸缪。
这就要同一民心。《法禁》认为，过去圣王治理人民，不贵其博学，仅希望“其人之和同以听令”，并引《泰誓》语：纣有臣亿万人而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如果国君不能同一人心，树立威权，招揽人才，那么虽有广地众民，也不能以为安。如果国君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依然不能以为安。君主失其道，臣下就会联合权势在国中相互抬举，举国之士结为朋党，假公谋私。进则相推于君，退则相誉于民，各图己便，而忘社稷。“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
因此，《十一经》说：“令顺民心，则威令行”。管子认为能作到顺民心，威令就可以贯彻，治理国家、赢得战争的要义在于取得上下团结一致。只有顺民心才能取得上下一心，取得一致的行动。《匡君小匡》载：桓公问管子，百姓已安居乐业，事功已成，想安定天下诸侯，是否可以。管子对曰：“未可。民心未吾安。”桓公又问怎样安定民心。管子对曰：“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3]123这里强调安定民心的重要，笔调有似《左传》鲁庄公十年“曹刿论战”。因此，君主号令都要顺乎民心。“人主出言不不于民心，不悖于理义，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复言也。”如果，说出的话离父子之亲，疏远君臣之道，伤害天下之众的不当言论“不可复者也”，圣明之君是不会随心出言的。所以，“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3]335
顺民心才能一同思想。治理国家统一意志必须全民“谐和”。《五辅》指出治理国家举措得当，则民和辑，“民和辑，则功名立矣”。反之，“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立政》）“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正世》）《形势解》更为尖锐地：“臣不亲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离而不和，故虽自安，必且危之。”还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故主有令则民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然而，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危”之意。《吴子·图国》也阐发：“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孟子认为治国“人和”最为重要，“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有得到民众拥护，保持内部和谐，上下齐心协力，才能拥有强大力量，立于不败之地，无往而不胜。这是高明思想家对全国上下精诚团结，无所不成的略同之见。
二、君民心系一体无所不成：基于心理学意义的民心观念
《管子》开卷《牧民·国颂》就说，凡一国之君首先要考虑民生大计，确保粮食贮备。财力充足，远方之人便自动来归；开荒垦地，本国人民则能安居乐业。“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早已成为管子名片，人人皆知。再加上君主的服用合乎法度，六亲就可以相安无事；礼、义、廉、耻“四维”的树立，君令即可贯彻推行，所谓“四维张，则君令行。”《版法》还从兼爱的角度阐述：“兼爱无遗，是谓君心。”
（一）要从心理上把握民之所想
《管子》中《小称》《四称》都有管子心系人民，为民办好事的记载。顺民心要深入民心，把握其心理特点，才能想民之所想，为民之所欲为。“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假如能使民“佚乐”，“则民为之忧劳”；假如能富贵之，则民就可忍受贫贱；假如能使民过上安稳日子，则民为君承担危难。能生之育之，则民愿为君牺牲。因此，如果满足人民的愿望，疏远的自然会亲近；反之，强行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所以说，“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牧民》）这是管子的高明见解。
（二）首先要解决人民生存问题
《禁藏》深刻分析了君主与人民的密切关系：“故主政可往于民，民心可系于主。”人民赖以生活的，不外衣食。使民富裕是有要领的，满足民食也有标准。管书中对每人每年生活所需进行精确预算，如每人三十亩地即可生活一年，按年成好坏平均计算，亩产一石，则每人有三十石；瓜果蔬菜相当十石粮食，糠秕瘪谷与畜产相当十石粮食，每人共五十石，布帛麻丝和其他副业杂项收入还没有计算在内。目标是“国有余藏，民有余食”。这就如以权衡用来称量轻重，以户籍和田册了解贫富差别的一样。所以，善治国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土地够用，人民就可以富起来。这对民生考虑的非常细致入微，春秋早期管子有这样为民的考虑实属不易。
（三）还要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
《君臣上》说，治理天下，要善于广泛听取人民的意见，如果片面地听取就会变愚，而“合而听之则圣”。即使有商汤、周武王之德，也要多方听取民众言论。“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行事都要从众人共同关心之处聚焦。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这样，命令布置下去就不会行不通，制定刑罚则无需用，“民不便为非”。荀子更明确指出：“和则一，一则多力”[4]109。《淮南子》也深刻认识到：“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5]237得到民众真心拥护，获取民众支持，从而达到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政权才能稳固。
（四）必须明行道德以和合民众
要按照道德要求才能顺民心。管子的“道”是指办事的方法，而无具体内容；而“德”是有具体内容的，往往与仁义密切相关。“天之道，虚其无形”；“德者，道之舍”。德，是道的体现，万物依赖它得以生长，心智依赖它得以认清道的精髓。“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心术上》）《法禁》以为圣王治理天下，“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就能“修上下之交，以和亲于民。”《枢言》举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告诫君主，要以服务汇聚情谊，以行德聚合国人；“二者不合，则无成矣，无亲矣。”这与《左传》中的“非德民不和”（《左传·僖公五年》）[6]310也是一致的。《兵法》更全面地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君臣上》说，在上之人明其道，处下之人守其职，各司其职，即可“复合为一体”。如果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小臣必定循利趋从于大臣。如果这些人沆瀣一气，便举用国士结党营私；而在君前相互推崇，在民间相互吹捧；“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广其居，聚徒威群。”上以蒙蔽国君，下以搜刮百姓。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
管子毕生相齐，致力于匡扶周室、富国强兵、牧民教民、重振国法、布仁德于天下，心系民众。管子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多处提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治国方略。正如司马迁所言：“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三、减轻人民负担造福人民：爱民利民境界中的民心观念
《权修》指出了违背民心民意的不良现象。《君臣上》说：如果大家顺，而一人独逆，大家正，而一人独偏，这就象黑夜之中找东西而见到火光一样，奸伪之人是无法隐藏得住的。“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所以，天子有成就应将功德归于上天，诸侯有成就应归于天子，大夫有成就应归于国君，百姓有成就应归功于长上。“此道法之所从来，是治本也。”这是先王为什么坚持统一民心的原因。
（一）必须率先垂范
要顺民心遵民意，管子愿望都要从自己做起，君上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上级要为下级作则垂范。《牧民》指明，君主的服用合乎法度，六亲就可以相安无事：“上服度，则六亲固。”反之，如果君主挥霍无度，则百姓胡作妄为：“上无量，则民乃妄。”因此，处上者还要“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以楷模的感染力促使人们内化。《牧民》云：“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见其可也，喜之有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人口众多而可以统一号令，是因为民众得到有效的治理。还主张“上身服以先之”，即君上要身体力行，垂范于民，如此民众心愿做好事，暴乱行为也不会发生。这正如孟子所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淮南子》也认为，“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身得则万物备矣！彻于心术之论，则嗜欲好憎外矣！”故道术不可以进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执政者必须搞好修身养性，才能取得民众思想根本变化之效。[5]15
（二）必须施行仁义
《幼官》指出：“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又断定：“行义，胜之理。”何谓“义”？《心术上》说：“义者，谓各处其宜也。”如果君王实行仁义忠信，就可成王业，成就最大。《枢言》说：“时者得天，义者得人。”所谓“得天”，就是得到天时，即要顺应自然规律。既时且义，“故能得天与人”。先王即如此，不以勇猛治边境，则边境安；边境安，则邻国亲；邻国亲，举必当。反之，“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侈靡》还说，“上义以禁暴，尊祖以敬祖，聚宗以朝杀”，“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而且这些贵在长期坚持，一国之君实为不易。鉴于“仁从中出，义从外作”的道理，还要做到“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
（三）必须轻徭薄赋
要轻徭薄赋，勿使民劳。《权修》指出违背民心民意不良现象：地辟而国贫者，是因为“舟舆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用众，使民劳也”。其后果是：赋敛厚，则下怨上；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号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而要得民心，就需要“上无事”，不随意扰民，“则民自试”。《形势》还明确指出：“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这就揭示了君不君、臣不臣，君臣超越应守规范，不以身作则造成的严重后果，以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人民苦于劳役，政令就无法贯彻；施予酬报不当，祸乱就开始发展；“祸昌不寤，民乃自图”，后果将不堪设想（《版法》）。
所以，要做到承认错误以自强，修养节操以明智，不把不善之事归于人以体现仁。这就充分体现管子思想的人民性。《十一经》认为：要把政令下达在关键时刻，“令顺民心也”；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位置上，“使各为其所长也”；使人民懂得严刑峻法，奖赏信实，量力而行的道理，不强迫人民做厌恶之事，不要让百姓贪图侥幸，不让人民去做行不通之事。把政权交给有道德之人，国家就能安定。同时要引导人们努力从事粮食生产，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民食充足，人民就可富裕。这样就能顺民心，威令就能得到贯彻，人民就拥戴君上。
顺民心就要尽力避免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为此，管子强调处事要用谋，尤其是在处理战争问题时要以谋取胜。这就类似孙武倡导的“上兵伐谋”，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时还主张以安抚怀柔的方略维护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不是动辄诉诸武力。更不要轻易发动战争。迫不得已，管子极力主张打义战，讲信用，用仁德，树威信，而不用武力，指出，“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霸言》）管子辅助桓公，不厌其烦，耐心劝桓公不要轻易兴师动众，尽量为民减少灾难。为此，孔子感叹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还称赞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151
四、法立民乐法令合于民心：坚持公平法制中的民心观念
顺民心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假如有胡作非为之人而受不到应有的惩处，这就失去公平正义，民心也就不会顺。因而君上不但要“仁”，而且还要“严”，诚信待人，执法公允，依法从严办事。管子倡导要以“法”使民众和睦，《七法》指出“和民一众，不知法不可”，还要任用下属所爱戴的人，上下才会团结和睦。《问》说：“上帅士以人之所戴，则上下和。”《禁藏》说，要用法制治理天下，“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
（一）必须明审法度
法令制度是用来约束人们越轨行为，平正社会的，而执法之人更要公平正义，一碗水端平。《水地》说，圣明之君改变世人，就像水一样，“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圣明君主治理人世，不必一一告诫每个人，也不需要挨家去户说，关键只在于所做的事情是否一平，是否清明。
因此，“法”在执政中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依法办事，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权修》认为：“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七法》确切地说：“制仪法，出号令，莫不响应，然后可以治民一众矣。”仪礼与法制就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尺度，使人们不做越轨的事情，这些都是强调仪法制度对于规范思想，统一行动的重要性。法度严明，“则有守也”，人们就有遵循（《兵法》）。安定宗庙，养育儿女，使四民安分守业，可以定威德。假如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不了解法律规范，就不能掌握治理国家的规律，也就不能有效治理国家。同时，执法要严格。英明的君主“不为爱人枉其法”，不要为爱其属民而违反法律；因此，“法爱于人”。这就是管子的法制观特色。
（二）必须赏罚分明
《版法》指出，凡人君临政视事，首先要端正其心志；“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这三个根本问题都解决了，才可保有国家，即用赏赐嘉勉敦厚的人，用俸禄奖赏有功的人，用爵位提升有名望。但是，如果赏罚不明，该赏的不赏，该罚的不罚，就不能顺民心了，还可能产生严重问题，引起祸端。为此，管子提出“兼爱无遗”，才是真正的“君心”。要不断给予利益，民众就会完成己任。办事要从实际力量出发，详细斟酌国家的用财，慎重对待施予和报酬，“取人以己，成事以质。”明察事物的分量与限度，但是君主用财于民切不可吝啬，征用民力不能过头。“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君主对民“用财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嗇则费，用力苦则劳”。（《版法解》）
管子还强调，法律要公正，制度要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杀戮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令就不必一再重申。对怠惰的人，要以训斥予以羞辱；对有过错的人，要以处罚予以惩戒；对犯罪的人，要以杀戮予以震慑。君主执法要坚定而不动摇，乖异邪僻之人自然恐惧。乖异邪僻都有变化，法令颁布下去，民众就跟着行动起来。法律公正，制度明确；罪杀不赦，杀戮必信，使民畏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令往民移”。“法天合德，象法无亲。”使众人喜悦决定于爱施俱行，得民众拥护决定于破除私心。招徕远方的人，而决定于国内修好；要避免祸乱的发生，决定于消除人怨。准备长远大计，“在乎任贤”；巩固尊高地位，“在乎同利。”（《版法解》）
《兵法》论说，如果赏罚不明，“则民轻其产”；赏罚分明，“则勇士劝也”。但是刑法不能繁苛：“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因此，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七法》揭示了赏罚分明对于激励将士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巨大作用，只有赏罚严明，人们才不会侥幸偷生；而人们不侥幸偷生，勇士也就努力了，不会侥幸偷生，“则勇士劝之”。然而朝廷政令混乱，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则民幸生”。
（三）赏罚必须诚信
《权修》认为“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人口众多而可以统一号令，是因为有效地治理。这就需要“见其可也，喜之有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人们做好事，喜悦而有奖赏；人们做坏事，厌恶而要有惩罚。为此提出“赏罚信于其所见”的观点，“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赏功罚过，对于亲身经历的人确实兑现了，而且没有经历的人也不敢胡作非为。然而，“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这些都是顺民心的高明之见。
法令也要合乎民心。《形势解》非常明确地指出，制定法律就看人民是否能够接受，法立而人民乐从，令出而人民接受，“法令合于民心”，就象符节那样的一致，“则主尊显”。因此，“衔令者君之尊也。”君主之言，要顺于事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人民听从君上之言，君上名声就会显赫。所谓“受辞者名之运也”。明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赏罚都恰如其分。
（四）注重教育引导
以法顺民心并非解决心理问题。《牧民》说：“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因此，重刑罚，又要尽量少用刑罚。少用刑罚，关键在禁奢侈；巩固国家准则，在于整饬四维；加强教育引导，要素行养成（《牧民》）。《版法》说：“必先顺教，万民乡风。”《七法》强调：“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殴众移民，不知决塞不可。”教化即：“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开塞即：“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教导是极其重要的。首先，可以禁止男女奸淫邪道。对于执政者来讲，要将人民治理好，就得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而“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这是自然之理。（《权修》）其次，教育训导可使上下一心。《立政·七观》指出，要使百姓期而致，使而往，“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起初还看不出任何迹象，最后则成效无可比拟，一人服之，万人从之，此为“训之所期也”。再次，教化可以移风易俗。《七法》总结教化开塞时指出，不加命令而主动办事，不加使派而主动前往，百姓都能够尽心竭力，此为“竭俗之所期也”。因此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不明于决塞，而欲殴众移民，“犹使水逆流”。因此，好恶形于心，百姓化于下，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也”。令行禁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
六、综论
顺应民心民意，事关国家事业的成败，因此管子十分重视民心所向，民心向背关系到政权的兴废。《管子》探寻了一条治国理政的规律，将“顺民心”作为凝心聚气，办好一切事情的首要条件，并且强调只有始终保持这种局面，才能激发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研究管子的“顺民心”观念，对于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宗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党的十九大《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五项基本要求之一，要求“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又指出：“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领导干部履行的义务要求要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尤其要学习为民服务的心理学，才能把为民服务的工作做细、做深、做实，才能做到人民心坎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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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硕民，陆军军事交通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孙武商学院EMBA客座教授、中国经济文化研究院名誉副院长、安徽孙子兵法研究会（筹建待批准）副会长、国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