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期 管子的消费思想探究 ——从齐鲁文化融合与冲突的视角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11/8 16:16:49
——从齐鲁文化融合与冲突的视角
梅良勇 王绚灏
摘要:管子的消费思想是管子对齐国消费行为和消费问题总的、根本的看法。管子的消费思想是齐国经济、消费活动的反映，也深受楚国、鲁国消费文化的影响他以齐国消费文化为核心，提出了崇俭、尚侈、适度消费和国家干预市场的消费理念。他的消费思想既有与齐鲁文化冲突的一面，又有与齐鲁文化融合的一面。管子的消费思想，不仅对当时的齐国有重要的影响，于当下来讲，也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关键词:管子 ；消费思想 ；齐鲁文化 ；融合；冲突
一、管子消费思想产生的原因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管子消费思想的产生也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管子消费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思想来源和主体条件。
（一）时代背景
古人曰：“知世论人”。要了解管子消费思想的产生，一定要从管子所处时代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出发。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尺度，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标志，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从管子所处的经济条件看。在齐太公时期，齐国的生产力还相当落后，几乎少有铁器的使用。而在齐襄公时期，“筑台以为高位，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殡，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之后，戎士待臣妾之余。优笑在前，贤材在后”[1]。底层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低，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他们经常使用怠工或逃亡的方式来抵制或逃避繁重的公田劳役。这使得齐国大片的公田出现了“维荞骄骄”、“维荞莱莱”[2]的荒芜状态。
其次从管子所处的政治条件看。东周早期，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加上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封建领主制度的危机不断加深。统治者的威权削弱了。《诗经》中所言“民今方殆，视天梦梦”[3]还有“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谨，斩伐四国……周宗既灭，靡所止庚”[4]。而在分封制下的宗系组织日渐衰落之时，铁犁牛耕的普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个体生产成为可能。生产活动对宗族内部关系的依赖也变得越来越弱。族系矛盾不断加剧，宗族关系也日渐松散。由于齐国有着悠久的商业流通传统，它的社会基层组织却不象鲁国宗族组织那样有着同宗同族而居的严格规定。齐国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与此同时，齐国的地域组织体制也在不断地加强。齐国早期“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旁宗、别族甚至异国人民都允许迁入齐国定居，故“人民多归齐”[5]。齐国居民杂处的现象已相当普遍。社会基层组织近乎脱离了宗族关系的制约，形成了新的管理体系。“宗庙之牺为吠亩之勤”[6]，这样便提高了生产效率。人们摆脱了作为生产发展桎梏的旧的宗族组织，冲出宗族组织的狭隘范围，走向一个更加宽广的社会。
（二）思想来源
管子的消费思想以楚人的消费观为底色，以齐人的消费观为灵魂，又借鉴了鲁人的消费观。
第一，楚人消费观对管子的深刻影响。
楚国是春秋时期兴起的诸侯国，曾为七个诸侯国之一。商代时楚地曾是商的盟国。商周之际，楚的先祖鬻熊曾辅佐过周文王。楚国人的祖先在进入荆楚之前，就接受了大量的商文化，是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华夏族。“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7]这也就说明当时西楚流通鱼盐货物，居民多经商，有良好的商业氛围以及消费传统。楚国把吏治与法制相结合，把吏治看的非常重要，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吏治。楚人以廉兴国，以严治吏，治理效果显著。清人顾栋高在其所著《春秋大事表·序》中说楚国“一有罪则必诛不赦。所以权下替而国本强盛。”而管子出生于楚地，早年受楚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楚国的政治思想，经济措施，治国理念对管子日后所匡扶的齐国霸业以及消费观提供了思想渊源。
第二，齐人消费观是管子消费观的直接理论来源。
齐地早先是东夷族的居住区。东夷族是我国古代东方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东夷族的经济和文化都较为发达。齐地资源丰富，“厥贡盐烯，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菜夷作牧。厥篚屋丝。浮于汶，达于济”[8]这就说明齐地的桑麻，矿产，盐丝等资源十分丰富。这也为齐地早期的商品交换和商业活动奠定了基础。同时，齐地水陆交通便利。有经济率先发展的天然优势。东夷族的金属冶炼技术在冶金史上居于领先地位。陶器制造业和纺织业也比较发达。“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弃衣锦，器用俎豆” [9]。这也说明，东夷族的酿酒业和娱乐业是非常发达的。西周灭殷之后，周武王分封功臣谋士。姜太公被分封到齐国。姜太公封齐也是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一次大交融。姜太公采取了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治国方略。他在用人上采取了尊贤尚功的基本国策。当时，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基础下，尊贤尚功的基本国策极具开放性和兼容性，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吸纳各地人才。当时的齐地“宽缓阔达，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10]这说明当时尊贤尚功的基本国策对广泛吸引人才，振兴齐国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姜太公制定的建国方略一直被齐国历代统治者继承和发扬，。这也直接影响了管子治齐经济政策的制定。姜太公采取的各种治国方略以及取得的成就，为以后管子辅佐桓公成就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管子继承并发扬光大了姜太公以工商立国的思想，使这一思想更加理论化、规范化和政策化。管子消费思想的形成是齐地优秀工商业传统和姜太公经济政治思想以及消费观的基础上因革创新的产物，也是管子因时而变、通货积财治国特别是消费活动的理论结晶。
第三，鲁人的消费观是管子消费观的理论参照。
鲁国地处汶、泗流域，田野广阔，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具有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加上受重农文化的影响，鲁国统治者所奉行的是不违农时的“重农”经济政策，近而形成了鲁国“宜五谷桑麻六畜”[11]的农业经济发展特色。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鲁人节俭、质朴的习俗。从《史记·货殖列传》关于“鲁人俗俭啬”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此外，鲁国有守礼的理念和习俗鲁立国之初，统治者恪守周礼。《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日‘何迟也?’伯禽口：‘变其俗，革其札，丧三年然后陈之，故迟。”可见，伯禽在鲁推行周礼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周礼在这种氛围下，周礼在鲁国得到了完善的保存。崇尚德义，讲仁修爱是鲁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汉书·地理志》记载：“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濒洙泗，其民沙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从中可以看出鲁国重德义，修仁爱的社会道德风尚。管子对邻国鲁国也很重视，关注鲁国的国情和民俗，适度的吸纳了鲁国消费文化的合理因素。
（三）主体条件
管子是其消费思想的创立者。管子的德才学识能与其阅历是其消费思想形成的主体条件。管子从小家境贫寒，做过小商人。《史记·管晏列传》记载“少年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困时，常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常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有不利也。吾常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可知当时管子出身贫贱，谋仕三次，三次见逐于君，最后辅佐公子纠。但后来公子纠被杀，管子则被囚受辱，几至杀身，也算是半生坎坷。如果没有鲍叔牙这样有贤德宽容和政治远见的知己，不仅不嫌弃他，反而以举贤能进于桓公，并以身下之；如果没有齐桓公公子小白那样采纳贤谏，赤诚信任，宽厚对待。以“仲父”相称。管子这样的大政治家才华，就会被湮没。管子在这样左辅右弼、知友贤君的协力下，积极利用商业政策，贸易手段，认识到消费对于生产的作用，他“贵轻重，慎权衡，通货积才”不负齐桓公厚望,发挥了他的经济治国才能。他任齐相后，以区区之齐，远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使齐居五霸之首。他的经济措施，特别是其消费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齐国。
二 管子消费思想的主要内容
“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 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 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 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12]。也就是说消费是人类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观都是尚俭去奢型的。“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13]尚俭去奢已经成为一种消费美德。这种消费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尚俭去奢的消费思想已成为中国古代主流消费思想。“礼，与其奢也，宁俭”，“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14]。这不仅是普通民众崇尚的消费观，也是对上层统治者的要求。以俭约束德行，节用而爱人。但管子却提出了与传统主流消费观不同的消费理念。管子根据自己的经历，更注重于实践，立足于社会实际，立足于市场。他不仅尚俭，也崇奢，以经济的形式来管理国家，鼓励消费，刺激消费。以此来带动就业，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昌盛富强。管子重农业，兴工商业，利用贸易手段调解和其他邦国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一）崇俭说
西周时代，作为正统的消费观是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在西周的市场管理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15]这里所谓“害者”、“靡者”都是指很难得到的奢侈品。这说明西周是不提倡奢侈消费的。春秋前期，也即管仲时代，崇俭的消费理念也是正统的社会消费思想。如郑国的子产很节俭。他认为，“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燕骄侈者，因而毙之。”[16]作为郑国的政治家，子产的崇俭思想是具有代表性的。齐国名相晏婴，也是非常节俭。以至于向来崇尚节俭的孔子也嫌其太过。唯独管仲，他的消费观颇为奇特，既崇俭，又尚奢，有时候尚奢过于崇俭。孔子虽然很尊敬管仲，但对管仲的消费行为极为不满，甚至颇有微词，因为“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且“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17]既不俭，又不“知礼”。这恰恰违反了孔子“俭不违礼，用不伤义”的伦理崇俭观。
齐襄公时期，“筑台以为高位，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殡，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之，戎士待陈妾之余。优笑在前，贤材在后。”[18]当时齐国的经济还很不景气，阶级矛盾很尖锐，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也不高。他们经常以荒年和战争来逃避赋税，使大量的农田荒芜。管子治国初期，遵循着“克勤于民， 克俭于家。”[19]的消费观念。他提出“适身行义， 俭约恭敬。 其唯无福， 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 离度绝理。 其唯无祸， 福亦不至矣。”(《管子•禁藏》，后文所引《管子》一书，只著篇名)的消费观念。只有克制自身，节约谨慎，才不会灾祸临头。骄傲奢侈，背离法度，也不会有太多的福报。“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权修》）君主若看轻农业，就不肯禁止生产奢侈品的工商业，不禁止生产奢侈品的工商业，人们就会延误农时农事而轻忽土地之利。在轻忽地利的情况下，就不能指望田野开辟、仓廪充实。管子之所以在治国初期提出这样的消费观念，是因为此时的齐国需要休养生息，巩固农业。管子看到了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认为只有以农为主，商为辅，适当的禁止商业发展，使民众着力发展农业，才能快速恢复经济。“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权修》)而要解决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他认为一定要坚持适度的原则，以一个合理的尺度去规范民众，从而以俭养德。管子主张君、臣、民都要注意节俭，“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禁藏》)贤明国君不建造华丽的宫殿，不是因为他喜欢简陋的房屋；不听钟鼓优美的音乐也不是因为他讨厌音乐，而是因为这样做会伤害农业生产，妨碍教化政策的推行。“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治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则有利于发展农业。“文巧不禁，则民乃淫。”(《软民》)不禁止奢靡，人民就会放纵淫荡。 所以管子在一般情况下是主张人们勤俭节约，节制消费。这也符合中国传统的消费观。
（二）尚侈说。
尚侈说即是奢靡说。奢靡是管子最有特色的消费观点。陶一桃指出，管子的“侈靡论在先秦时期是独特的，其他学派均无这一观点。”[20]可见，管子关于奢靡消费的观点，是新颖独特，令人深思的。管子虽赞成奢靡的消费观，但不主张滥用奢靡。他的奢靡消费观是一种很特殊的消费思想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中，它虽然属于一种异端消费观，但在经济思想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
管子认为发展奢侈商业可以使人民生活兴盛，提高人民消费水平。“地重人载，毁敝而养不足，事末作而民兴之，是以下名而上实也。……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21]这样的消费措施，是一种务实而不务名的措施，在应对经济不够振兴、生产不够兴盛、给养不够充足等经济困难时期实行的救急之策。他的本意是通过这样的消费方式刺激消费，鼓励生产复兴，而不是提倡在整个社会中都要遵循侈靡消费的消费价值观。
管子之所以主张“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巨瘗堷、美垄墓、巨棺椁、多衣衾”，是因为“富者靡之，贫者为之。”[22]只有富人生活用度奢侈了，才能促进商品流通，增加穷人的就业机会，给穷人更多的生存空间。如果在长期节用之后仍不扩大消费。必然导致社会生产产品的积压，不利于整个社会生产产品的流通。社会生产富足时，采取“长丧以毁其时，重送丧以起其财。”的葬丧形式，也是未尝不可的。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人民就业，消费大量社会积压的产品以推动社会商品再生产，还可以调动人民从事社会生产服务的积极性。从人民的生产和人民的生计出发，管子深知，商品是在消费之前就存在，即有人早已将其生产出来，倘若及时消费，就可以进行再生产加以补充，而任何生产都必须由消费者来进行消费。这样才会增加人民的就业，增加人民的收入。通过侈靡扩大了社会总的消费需求，拉动了社会各行业的生产。侈靡并不是没有条件和限度的，而是在社会财富积累足够的基础上才会实行的。“若岁凶旱水灾，民失其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疑应作乐其丽也），以平国策。”(《乘马》)奢靡消费的好处不仅在于刺激消费，增加就业，增加社会再生产，还在于当遇到年岁凶欠时，人民无本业可作的时候，国家进行宫室台榭等大型工程修建时，雇佣“失其本业”的贫者，增加贫者的就业机会。这样就不会出现因灾害而让贫者走上奸邪之路，从而达到稳定国家的目的。
管子认为“上侈而下靡，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贪动积而得食矣。” 当君臣上下，都一起来奢侈消费的时候，都不把财物私藏起来，那么贫者就有更多的机会依靠自己的体力劳动得到生活必须的东西。管子觉得“不侈，本事不立。”如果不奢侈消费，就无法恢复农业生产和振兴经济。管子如此提倡，实际上就是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方法进行社会再分配，以达到恢复农业生产和振兴经济的目的。管子也不是一味的主张奢侈消费。他提醒我们，奢侈消费仅仅适用于“积者立于食而侈”，而不适用于“危隘之国”，也就是说奢侈消费只适用于积蓄富裕的国家，而不适用于贫穷的国家。这也说明奢侈消费有它的特定的局限性，不能广泛滥用，要用的恰到好处。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管子的这种奢靡消费的唯经济论意识，在中国古代经济消费思想史上，可谓是首屈一指，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凯恩斯主义强调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为了刺激消费，增加生产，提供就业机会，不惜用赤字财政、通货膨胀方法来增加政府购买，提高社会消费能力。这种思想被称之为“凯恩斯革命”。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指出他的思想源于威廉·配第的《赋税论》。配第在《赋税论》里提出，倘若人们多花钱用于“宴乐、排场、粉刷凯旋门”等方面，就可以使从事工作的工人得到收入。凯恩斯进一步发展了配第的思想，大力宣扬其公共工程政策。他甚至夸张地描述，“如果财政部用旧瓶装满钞票并把它们埋藏在废煤矿井深处，然后把它们挖掘出来，也可以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23]我们不难看出，两千多年前的管子的侈靡消费思想与凯恩斯的公共工程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二者只是反映的经济类型和社会性质不一样而已。这说明管子的消费思想具有前瞻性，对当今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也有意义。
（三）适度说
管子不仅提出侈靡论，还提倡适度消费。“俭则伤事，侈则伤货。”管子认为俭，奢两种消费各有弊端。节俭消费会阻碍经济生产的发展。奢侈消费又会妨害商品生产的进步。管子阐明了俭，侈两种消费弊端产生的原因。他认为“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乘马》) 如果国家用度节俭，一定会使黄金货币使用数量减少，流通中的黄金货币数量相对增加，从而会影响黄金货币价值的下跌。而黄金货币价值下跌，商品价格必定上涨，从而影响商品滞销积压，而人们的日常消费也会骤减，最后会导致经济篓缩不振。所以刻意的节俭消费会阻碍经济事业的进展，等到事后，才发现因商品滞销而造成商品积压，这是不懂得及时做好市场调控。如果国家用度奢侈，必然使黄金货币使用数量增大，则在流通中的黄金货币数量相对减少，从而影响黄金货币价值上升。黄金货币价值的上升，商品价格一定会下跌，从而影响商品脱销短缺，而人们的日常消费也会猛增，最终会导致生产物质资源供应不足。所以奢侈消费也会妨害商品生产的发展。当商品销售完之后，才发现因商品脱销而造成商品短缺，这是不懂得及时做好产销平衡。只有“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俭、侈，知俭、侈则百用矣。不知节，不知量，不可谓之有道也。”才能做到产销平衡。运用黄金货币衡量商品流通情况，可以知道社会消费变化的动向，从而就能认识社会消费变化的规律。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做到适度消费。管子的这种对物价平衡理论的动态描述，与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所创立的市场均衡理论相比，管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量化分析工具和手段，具有较强的朴素性。不过在早于西方2000多年他提出这种真知灼见已是弥足珍贵了。辩证的对待消费与生产，则有利于商品生产和经济发展。这也就说，管子非常精通贸易理论和市场经营管理之术。他在立足于贸易理论与市场经营管理之术上，对俭，奢两种消费观做了明确的交代。他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宜崇俭，所谓“明君有六务”。六务之首就是“节用” 。即在正常情况下都应该以节俭为原则。但在特定条件下就该提倡奢侈，“兴时化……莫善于侈靡。”在经济生产篓缩不振的条件下，为了刺激商品生产，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就应该提倡必要的奢侈消费。对于俭、侈两种消费观，管子既不偏兴一面，也不偏废一面，而是主张将两者有机结合，适度消费。主张节约消费，是为了不浪费物质财富，有利于人民积累财富和发展物质生产；提倡奢侈消费，是为了刺激商品生产，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两者用途各不相同，看似有天壤之别，但运用这两种消费观念，是为了促进商品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正所谓殊途同归。这就是管子把俭、侈两种消费有机结合起来，辩证统一，灵活运用的道理。这是非常理智科学的消费观念。这种理智科学的消费观念，不但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对现代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古代经济学家认识到节俭消费的益处和奢侈消费的害处，这并不能体现出其高明之处；真正体现高明的是，他看到节俭消费中的害处，奢侈消费中的益处，这对那个时代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尤其是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处在崇俭消费传统观念的社会里，管子能有这样建设性的、突破性的认识，就更不容易了。不仅如此，他还对君主的奢靡消费提出了规劝，“是故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台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八观》）倘若大兴土木，使人民背负太多的苛捐杂税，将会导致人民生怨而群起造反。“驰车充国者，追寇之马也”，驰马游车，浪费资财。“羽剑珠饰者，斩生之斧也”，如果君主恣情纵欲，玩物丧志，则会导致荒怠政事。“文采纂组者，播功之窑也”，统治阶层祟尚奢华服饰，广泛追求糜朋，将导致浪费社会资源和社会劳动力，毁弃既成功业。“淫声谄耳，淫观谄目，耳目之所好谄心，心之所好伤民，民伤而身不危者，未之尝闻也。”（《五辅》）“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无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锈綦组相稚也，谓之逆。”（《重令》） 管子还将一味的追求奢侈消费而不能满足人民日常生存消费的行为称为“逆”。管子认为合理的欲望应得到尊重和满足，不合理的欲望应加以节制，增加物品的生产以满足欲望。而欲望又可以产生需求，有时候需求的扩大可以刺激生产，刺激消费。欲望、物品生产互相刺激，使不断增长的欲望得到相当充分的满足，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所谓适度消费是一种既吸纳了节俭消费和侈糜消费的合理因素，又摒弃了这两种消费观消极的因素。它是一种既不主张对物质财富一味的节约吝啬，又不赞成对物质财富毫无节制的消耗滥用；它是一种使消费者既不为清贫生活所迫，又不为物质财富所累的消费观，体现了人类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自律,是一种理想的消费观，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四）国家干预说
管子实行“官山海”经济政策，即对鱼盐，金属实行国家专营制度。管子认为，铁是生产农具、兵器以及钱币的必要原料来源，即“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地数》)直接关系到齐国的生存和发展。主张对矿山资源实行国家垄断和控制，以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做到“陶天下为一家”。管子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对矿山，鱼盐进行控制和垄断。首先他实行严峻的刑罚，严禁贵族富商私自开采。为了不让"顿戟一怒，伏尸满野”(《地数》)，他采取“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 (《地数》)的严酷刑罚。不仅对矿山进行严格的保护，而且对矿业开采技术也进行反复积累。他也不是一味的禁止开矿，而是主张官有民营，合作开发。这样他既可以达到国家对矿产资源的绝对控制，又可以达到金属生产冶炼的目的。“与民量其重，计其盈，民得其七，君得其三。有杂之以轻重，守之以高下。著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轻重乙》)采取这样优势互补，协作经营的生产方式，不仅可以实现国家对矿山开发的宏观控制，而且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增加劳动人民的物质财富。“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24]管子利用齐国地处海洋资源的优势，承袭姜太公留下来的经济发展策略。“设轻重鱼盐之利”[25]， “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26]，管子深知"恶食无盐则肿"(《轻重甲》)垄断鱼盐生产，控制鱼盐出口。使齐国独享其利。确立了齐国贸易的主导地位。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且有效节制贵族敛财聚富“日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则地广”。(《治国》)只有民富，才能国强。"民贫则奸邪生”，“民贫则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治国》)人民过度贫困也不利于君主的统治。“甚富不可使”(《奢靡》)但他也不主张人民真正富足起来。“富国之本，在权人民之缓急而通其有无。因以制其赢不足之利害……斯民人无甚贫甚富之逆象。甚富则下不为上用，甚贫则上无法以制其民，惟民之贫富予夺之权一操于君，利出一孔而权不两分……制为大治不难矣。”[27]倘若豪门贵族聚积财富，垄断市场，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过于悬殊，自然会影响社会安定，威胁统治者的统治。因此将金属，鱼盐实行国家专营制度，有效遏制了贫富差距悬殊。管子早年有着经商的经历，深谙轻重之术，。他实行了国家平准物价制度，“设轻重九府。”[28]他要求国家要控制一定数量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社会生活资料。在农忙季节，赊售或租赁给有需求的农民使用，以贩其贫、匡其急，使“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予之陈，无种者予之新新粮”。(《轻重丁》)等到收获季节，再让农民将其收获产品进行偿还。由此避免了富商贵族乘机操纵商品市场、剥削农民而谋取暴利。他还提出了按消费标准实行差额征收租税的观点。管子应是我国资产调节税的鼻祖。他要求“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山国轨》)他通过租税高低的手段，根据土地的好坏分等级征收地税，采取“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29]的差额征税手段，将租税与土地的产量联系在一起，以土地的产量高低为标准确定租税的差别。这样的做法，稳定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大大增强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恩格斯曾说：“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是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封建小农经济，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而管子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说，可以有效调整经济发展策略，促进剩余产品的增加。管子强调国家对经济实行有效干预，主张运用市场供求规律，通过国家对金属，鱼盐及农田征税的垄断性活动，防止富商大贾积累财富从而威胁国君统治，他将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强化成封建统治的物质力量，管子的本意不在于发展商业，促进消费，而在于将商品货币经济纳入封建主义的轨道，巩固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国家干预经济的真正目的在于实现君主专制的中央经济集权，以巩固其政治统治，增加国家物质财富，以富民带动强国，加强国家经济实力。
三 管子消费思想中齐鲁文化之融合与冲突
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亚文化体系，有着不同的文化特质和特点。然而，两者之间还会有相互的影响和融合。齐国的经济发展孕育出齐国的消费文化，鲁国的经济发展也孕育出鲁国的消费文化。两者消费文化有诸多差异，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相互影响和融合。
作为地域消费文化的齐文化，是产生在齐地的亚文化形态，指的是齐地人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消费文化包括物质消费文化、精神消费文化和生态消费文化，它是社会文化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在消费领域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结晶，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齐的消费文化又分为先齐消费文化、齐国消费文化、齐地消费文化。当时，管子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正是引领了齐国的消费文化。当然，齐国的消费文化离不开先齐消费文化的沉淀。而先齐的消费文化则受到东夷族创造的东夷族文化的影响。东夷文化也是先齐文化的最高成就，齐国文化经历了大约840多年的蓄积和发展，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成果。
鲁国消费文化，也是区别于其他地域消费文化的亚文化形态。和齐消费文化一样，鲁国消费文化也有不断发展的历史，可以区分为几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发展阶段，包括先鲁文化，鲁国文化，鲁地文化。先鲁文化主要受到东夷文化和夏商文化的影响。鲁国在建国之时，沿用宗室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有“周礼尽在鲁”的雅称。鲁国文化是在奄国和殷民六族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以周文化“变俗”、“革礼”而完成的。可以说鲁国文化基本上是宗周文化形态的延续和发展。在这样文化形态的影响下，鲁国的消费文化也呈现出鲁国独有的特色。
(一)融合之处
齐文化与鲁文化的融突，是在一定的地域与环境相和合下形成的。齐国是沿海国家，鲁国则是内陆国家，“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30]战国时齐国的疆界呈现出，“南有泰山，东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31]鲁国则在泰山之阳，是处于洙水与泗水之间的一片丘陵地带。《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都说“邹、鲁滨洙泗”。地理环境的不同，造就了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齐国属沿海经济“水滨以旷而气舒，鱼鸟风云，清吹远目，自与知者之气相应”[32]，以复合型经济为主，具有多种经济成分：农耕、渔业、制盐业、运输业、手工业,等等。在这样多种经济成分的影响下，其消费文化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太公时，又“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采取“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的政策，“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33]。而其失则愈夸奢，其俗则益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34]。在这样的政策下，“昔者齐国临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35]如此可见，当时齐国经济之繁荣。齐桓公时，又得管仲辅佐，“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36]经过管子的经济改革，“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37]齐国已然成为战国时代的军事强国。齐国的商业经济得到相当发展，其都城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大都会：“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38]在齐国，商人们“群萃而州处……旦暮从事”[39]。“齐国之广，人民之众，山川之观，殖物之阜，礼义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40]当时的齐国，不仅国家富裕强盛，工商业发展迅速，而且太公融合了鲁国重“礼”的文化特色，修政“简其礼”，将法治和礼治结合起来，为日后的强盛奠定基础。
鲁国则不同。鲁国多山地丘陵“山中以奥而气敛，日长人静，响寂阴幽，自与仁者之气相应。”[41]从建国之初，一向重视农业，其地“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好农而重民”[42]。商业经济不够发达，百姓们“择瘠土而处之”，以土地种植为主。“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43]他们从事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动不违时，财不过用”的小农生产。“以滕、费则劳，以邹、鲁则逸，以宋、郑则犹倍日而驰也，以齐、楚则举而加纲旃而已矣。所用弥大，所欲弥易。”[44]可见，当时鲁国的国力并不强盛，鲁国民众过着不违农时、择瘠处贫、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齐国和鲁国毗邻。鲁国虽占据富饶平阔的内陆地段，但也经常会遭到齐国的侵略。于是鲁国的国君努力结交其他强国，派遣自己的儿子去其他国家常驻。在经济上，鲁国则采取“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45]的循礼守旧做法，始终秉承保守沉滞的守业观，是农业社会的典型，明显落后于齐国先进开放的工商型经济。但鲁国“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46]保持着周王好礼的遗风，所谓“周礼尽在鲁矣。”[47]鲁国虽是大国，但国力远远弱于齐国。
（二）冲突之处
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战略，文化视域造就不同的消费文化。齐国与鲁国的消费文化既有融合又有冲突之处。当时齐桓公田午所创办的稷下学宫成为一个经济、思想、文化争鸣的场所和融合的中心。齐文化主要是对当地土著文化即东夷文化“从俗”、“简礼”打造而成，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少些，因此容易接受外来思想。太公治齐，“举贤而上功”[48]，不问门第资格，唯贤是用。齐国经济形态影响下的齐国消费文化的变通与鲁经济形态影响下消费文化的保守成为融合与冲突的焦点。齐的消费文化一切以实用、有利为准。正如《管子·正世》中所说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而鲁国始终以保守的农耕经济为主，商品经济极为落后。鲁封商奄旧地，殷人素来善商。《尚书·酒诰》中就有殷商人在农闲时节，用牛车载着商品去远处进行贸易以赡养父母的记载。在消费方面，鲁国公提倡崇尚节俭，反对浪费的消费观。由于经济的保守，国力的衰退，儒士彬彬，墨士苦行的风气也被鲁国大为推崇，“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无衣帛之妾，居不粟马，出不从车。” [49]为鲁国的民众树立了节俭的典范。而齐国却倡导奢靡，刺激消费，为了刺激生产，使百姓生活乐足，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消费观。管子在《心术·奢靡篇》列出了奢靡消费的种种好处。在齐国崇尚经济商业，鲁国遵循小农经济的文化特质下，形成了智者型文化与仁者型文化的融合。即是“仁智合一”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是“仁智合一”的观念形态，而以“仁为笼罩者”。对这种“仁智合一”，牟宗三说：“仁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智以觉照为性，以及物为用。故摄智归仁，仁以养智。仁为本，故‘仁者安仁’。智为用，故‘智者利仁’。”[50]
四 管子消费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一）历史地位
管子的消费观念，历来都是经济学家争相评论的。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接受了管子的侈靡消费观，被胡寄窗先生认为是最早继承此说的思想家。桑弘羊将管子的金属，鱼盐专营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流通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短时间内将国家财富集中到政府手中，有效解决了当时大规模财政支出所引起的财政危机。桑弘羊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中央集权，增加国家财政实力。而管子的官山海"政策，在西汉演变成了盐铁专卖政策的大争论。以田千秋、桑弘羊为代表的支持盐铁专卖政策。北京大学赵靖教授认为盐铁会议是中国经济思想的转折点。刘含若认为盐铁会议之后崇俭成为中国消费思想的主流。此后崇奢思想归于沉寂，直到明末清初。这也表明盐铁会议是奢俭之争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北宋的王安石也继承了管子的消费思想。与桑弘羊一样，其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宏观领域。所以王安石对于消费有关的思想，就更多表现在政府财政支出方面。而沈括的货币理论则来源于管子的轻重之术。范仲淹的治荒实践也来源于管子的奢靡论，他不恤荒政，游嬉不节，公私兴造”,[51]以达到“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的目的。范仲淹的实践结果与管子预期的政策效果如出一辙。一方面范仲淹肯定了管子侈靡消费政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范仲淹对扩大消费有利于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的认识。南宋叶适的消费思想则受管子轻重货币论的影响，更注重于对消费品的管理，采用浚导之法，消除粟帛“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的现象。明代经济思想家陆楫明确赞扬奢侈，认为奢侈有利于民生。“余每博观天下之势， 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 其地俭则其民不易为生者也。何者? 势使然也。”[52]奢靡能够带动经济发展，有效解决就业问题， “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 彼以纨绮奢， 则鬻者、织者分其利”[53]对此他主张扩大奢侈消费，肯定了奢侈消费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主张国家应制定崇奢的消费政策： “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计天下之势则不然”[54]。清代的魏源也推崇富民崇奢论，他认为“俭， 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55]对于这样的奢侈，国家应该鼓励，如果禁止，则会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管子的这种消费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统治阶层的矛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样消费思想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有了较充裕的活动空间，商人就迫切需要有足够大的市场去消化生产出来的商品，从而能够扩大再生产。
（二）当代价值
管子的消费观，我们不能以当代经济发展的现象来评判它，而是要将他的消费观置于战国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来分析。管子的侈靡消费思想作为一种运用经济手段的治国策略，不仅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财富的高度积累，而且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管理国家能力的高超。在当代，也带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国家干预经济仍然是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等级消费是侈靡论干预经济的重要观点，但侈靡论的出发点与我国目前现有的干预经济的出发点有着很大的不同。管子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经济时代，是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是封建专制的“家天下”，因此，侈靡论的干预策略是一种帝王贤相运作家天下的技巧，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而今天，我国正步入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控、市场优先”是一个重要的特点，这与管子时代的封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经济则是“君主统治为主、市场辅助为辅”，同样是“侈靡”，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国家干预、调控发展的经济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公天下”。
第二，当今是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成为了最核心的资本，因此，在倡导消费、刺激经济的内容方面，应该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投向知识经济产业。在管子看来，人才要具备“三本”，即“一曰德必当其位，二曰功必当其禄，三曰能必当其官。”（《立政》）正如管子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慢工程，我们要加强对人才教育的长线投入，不断增加教育经费，促使教育超前发展。
第三， 利用国家干预消费，以增强国家的竞争力。管子“轻重”术的意义在于他发现了货币的特殊职能，利用经济手段来处理消费关系。当今世界已经步入了全球化时代，经济更是全球一体化，在全球化条件下用好“轻重”之术，也是值得商榷的。侈靡消费观在今天有了新的涵义，它已经超越了个人消费的概念，而成为国家消费概念。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如何“轻”附加值低、污染严重的夕阳工业，“重”附加值高、环境友好型、自主创新型的朝阳产业，巧妙运用国家层面的“侈靡”以求得“孰轻孰重”的最佳效果，这是《管子》给我们的重要历史启迪和当代价值。
总之，管子是春秋早期齐国的经济学家，他的消费思想是春秋时期社会转型的产物，是齐国社会存在的反映和表现，他继承了前人的消费思想，并且有创新性发展。管子的消费思想是丰富多彩的。他以齐国的消费文化为主导，既有齐鲁消费文化融合的一面，也有齐鲁消费文化冲突的一面。管子的消费思想在当时和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消费思想史，乃至世界消费思想史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中国的凯恩斯”。管子的消费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当代消费问题仍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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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黎翔凤.管子校注[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2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0页.
[27] 石一参:《管子今诠》[M].中国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50]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2] 陆辑.《蒹葭堂杂著摘抄》(《论崇侈黜俭》).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简介：梅良勇,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工作；王绚灏, 女,甘肃兰州市人,广西师范大学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