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期 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权变之道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11/8 16:21:44

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权变之道

任韶斐

用《国准》里的一句话点题。“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意思是，注重调查而有条不紊，勇于改革而不贪恋过去，时机到来而采取措施，时过境迁就另辟蹊径，成就王业之数，从来没有预先设定好的。一语点破管仲辅助桓公治理齐国之道，一匡天下称霸诸侯，就要认识到“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的重要性。说到“变”，我们不由的会把《易》的思想牵扯进来。我相信管仲是懂“易”的思想的。这主要体现《幼官》章节，对于阴阳五行的配合应用于齐国社会大发展，如果不懂得易的科学很难做出那么复杂的本副图。《易》的思想就是千变万化，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

因时而变。管仲与时而变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宙合》、《四时》等章节。宇宙两个字的意思，宇就是指空间，宙就是指时间，《宙合》章节就是在讲与时而变的思想。正如《宙合》章节最后一句话“变无不至，无有应当，本错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变化无时不在发生，随时都能应对得当，从始至终都静守以待，面对变化无所不至，事物没有处理不得当的，这就是“宙合”。治事的本末都不能离此中心。《四时》这篇就主要论述了国家政令要和四季时令相匹配，懂得四时的变化就能够及时生产粮食，否则百姓没饭吃，国库也就空虚。这是与四时阴阳变化的规律相协调的一种思想。但管仲的思想并不停留在按部就班的时间点上。这是不变的相对性。那么变的绝对性呢？看看《轻重乙》中的一段经典对白。桓公问管仲说：“平衡供求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平衡供求没有定数。平衡供求，就是要使物价有高有低，不经常固定在一个数字上。”桓公说：“那么，平衡供求的数字就不能调整划一了么？”管仲回答说：“不能调整划一，调整划一就静止了，静止则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则物价升降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各种商品都不能被我们掌握利用了。”桓公说：“那么，怎样掌握物价升降的时机？”管仲回答说：“一年有四个取得收益时机，分在四季。就是说，农事刚开始时，让农民按什、伍互相担保，向他们预售农具，这叫作春天的时机。大夏将到，是织丝绸做丝絮的时节，这叫作夏天的时机。而到了大秋，是五谷全收时节，这叫作秋天的时机。大冬在室内劳动，是妇女纺织的时节，这叫作冬天的时机。所以，一年有四个取得收益时机，恰好分在四季，既然了解这四时的顺序，就可以运用国家号令，使物价有十倍、百倍的升降。所以，物价不能经常固定于一点。所以说，不同时期的平衡供求没有定数。”这就是变化，当春秋的其他各国守着四季规律按部就班收割庄家的时候，管仲却把每一个季节安排的都有收益，他的一年四季有收成比起那些一年只有一季收成的国家当然要富强得多。这就是管仲的与时而变。这里突然想起一个词“天灾人祸”，如果有这样的思维，估计天灾都不算得了什么，“人祸”才是社会堕落和贫困的根源吧。

随境而变。环境不一样了，就得有不同的对策来应对。比较典型的就是盐铁专营，这跟齐国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了解一下齐国的版图，在《小匡》中有记载，“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看到这个描述，就能够想象一下，管仲提出了“官山海”使得盐铁专营，成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原因了。这个思想估计大家听到看到的比较多，这里就不赘述了。在这里想说说目前比较热点的话题：“互联网+”的概念。这个概念最早是2012年易观国际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于扬提出的。在IT界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并且致力于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讲核心就是释放创造力。他认为“互联网+”，特别是大的互联网公司，完全能够发挥社会动员力和积极的文化影响力，去实现大家的梦想。自此，“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同德国的工业4.0战略、美国的工业互联网联盟以及日本的机器人计划一样，无疑成了目前国际经济多元发展的又一新生力量。美国的通用电气、思科、英特尔等公司在美国波士顿宣布成立工业互联网联盟，以期打破技术壁垒，促进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融合。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被称为又一次的工业化大革命前奏，而中国的“互联网+”战略的诞生，也是顺应了世界性经济大发展和知识大爆炸。这就是变数，如果世界各国都在权变，自己不变的话，最终是要落后的。就像冯友兰先生说的“说西方侵略中国并不准确。事实上正是现代侵略中世纪。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必须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要跟的上现在、当下的步伐。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经济的经营理念及经营方式面临着被颠覆和重组的机遇，而互联网在各大网络之间也不能仅仅做到分天下而治之，社会的大发展要求融合，并且还是跨界融合，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所以必须有新的突破。马化腾说“现在的互联网很像带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电能。如果错失互联网的使用，就好比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代拒绝使用电能。”所以，这就是我们企业，我们政府，我们所有的人所面临的环境的大改变，得学会适应，还得及时调整步伐。如果调整的好，小企业就能在“弯道超速”，大企业就能够继续做大做强。

因人而变。管仲一个人是实现不了齐国的称霸梦想的，他带领的团队才能使桓公称霸诸侯。管理学被称为一种艺术，我想特指就应该是对人才的管理和应用。因为人本身的可塑性、思维能动性和天生禀赋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不一致性。

首先，发现并肯定人员的优势，才能把合适的人用到合适的位置上。管仲的用人思想闪耀着优化齐国人力资源的万丈光芒。内阁成员分工：隰朋，大行，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部长（权且对应、便于理解），特点是“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宁戚，大司田，相当于现在的农田水利部部长，特点是“能够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增加人口，尽土地之利”；王子城父，大司马，国防部部长，特点是“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战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宾胥无，大司理，司法部部长，特点是“审判案件，调节纷争，不妄杀无辜的人，不妄诬无罪的人”；东郭牙，大谏官，大约有点像现在的纪检组长，特点是“敢于冒犯君主，进谏必忠，不怕死，不贪图富贵”。根据不同的人具备的品行和能力进行合理安排。

其次，肯定差异化员工存在的合理性，扩大人员附加值的边际效益。即使团队中存在个性员工或者在你眼里有缺点的人，也要合理运用，发挥差异化员工的能动性。齐桓公施政之初，在管仲的辅佐下，对于小国寡民实行了继绝存亡的方针，使得齐周边的诸侯小国很依赖它、臣服于它。然后，桓公就问政于管仲，关于大的诸侯国怎么维系。管仲认为需要派使臣。派谁，怎么派就是技巧问题。管仲的用人策略：公子开方，性格特点是“聪慧而敏捷，不能持久而喜欢创始”，针对卫国“诡诈刻薄，贪财好利”的政教，派他出使卫国；季友，性格特点是“恭谨而精明，博闻而知礼，多行小信”，针对鲁国“偏爱谦逊而拘守礼节”的政教，派他出使鲁国；蒙孙，性格特点是“博于政教，文巧于辞令，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针对楚国“机巧文饰而好利，不注重大义之举，关注行小信的行为”的政教，派他出使楚国。五年以后，各国诸侯亲附。在这里大家注意到，管仲虽然知道这三个人都各自有缺点，但是作为使者反而发挥了他们的性格缺陷，不失为上上用人之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子开方，他放弃卫国公子的名号，跑到齐国为一介臣子，管仲临死前对桓公交代了要远离和驱逐的三个人，其中就包括他，可见管仲对他的缺点是了如指掌的，但在管仲的掌控范围。历史最终也证实桓公确实掌控不了他，所以公子开方在桓公死后成为齐国的祸乱之一。

这就是管仲对权变之道的应用，他完美阐释了“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与时而变、随境而变、因人而变被他运用的变幻莫测，齐国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就这么着像变魔术一样，一崛而成就了春秋第一霸的威名！齐国的都邑淄博则成为周朝天下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及金融中心，莫不感叹！

以人为本、富国强兵的——轻重之道

《管子》是首次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的，认为“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所以管仲的施政方针，也是紧紧围绕着“人”来开展，所以这里也围绕“以人为本、富国强兵”来讨论《管子》一书的轻重之道。

在《宙合》一篇给了“准”的概念：“坏险以为平”，就是用来整险为平的工具。国准，就是把解决国家困难的工具用好了，国家富强就有望了。所以，《管子》一书的逻辑关系要放大了看，不能偏盯一域。

农业上的惠民政策：

包产到户。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改革开放后率先恢复了“包产到户”这种农业生产模式，极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后来被高度评价为打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枪。这个模式早在2500年以前就有了，是管仲提出来的。在《乘马》第五节，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翻译一下，就是：包产到户，老百姓就会自己抓紧农事，就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不知疲倦地辛勤耕作。不包产到户的坏处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得过且过，磨磨蹭蹭。如今，包产到户了，大家分成了，税率也是公开固定的，收成多就得到的多，百姓必然全力去耕作，兄弟父子都会互相督促了。

相穰定籍。在《乘马数》中，讲“郡县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章四时，守诸开阖，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于地。此之谓策乘马之数也” 意思是：对郡县上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中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下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由此，按土地好坏确定征收，则百姓安定；赈济贫困而补助不足，百姓就拥戴君主。所以，国家用上等土地提供的盈余，补下等土地的不足，彰显四时的物价变化，掌握市场上货物收购与抛售大权，则百姓的安定，就象把方形的东西放在平地上一样，这就叫作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如何区分土地好坏，收成多寡呢？《管子》思想做到了。《地员》一篇详细记载了土壤的优劣等级，什么土壤适合种植什么农作物、经济作物，光景好坏收成多少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管仲对农业的关注是很全面的，包括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在《山权数》一篇，“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旦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者也。”这个文字部分很容易读懂，总的来说就是对于那些精通农事者、善于繁育六畜者、擅长园艺树木者、提高瓜果蔬菜产量者、能够治病救人者、善于预测收成好坏者、精通植桑养蚕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并且不用承担兵役任务，还要设立专人负责记录这些专家讲授的经验并记录保存在官府，进行推广，从而达到国家理财的目的。《管子》思想在农本社会，就是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特点和主要矛盾，把这事关农事、桑麻、六畜、预测的事情搞好，齐国自然就富强了。

经济上的利益抟流：

计划与市场互为补充。《乘马数》中“至于王国，则持流而止矣”，“君不守以策，则民且守于下，此国策流已。”就是说成就王业的国家，应牢牢控制流通领域，国家如果不采用经济政策加以控制，那么富商巨贾就容易在下面肆意操纵物价，这样国家的财政计划就会落空。管子还说：“布织财物，皆立其货，财物之货与币高下，谷独贵独贱。”就是说布帛织品等财物，都要规定价格，各种物价的高低应随货币购买力而波动，粮食价格的高低应做单独规定。这句话前面半截是市场，后面就是计划的部分。在管仲的经济学中，粮食是国家控制流通领域，调整物价的重要媒介。

市场供求关系。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描述和应用，在《国蓄》篇体现的尤为突出。简述如下：

“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就是讲物多则价贱，物少则价贵；抛售则价低，囤积则价高。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总是能根据物产的剩余或不足而控制财务，粮食低则用货币收购粮食，布帛低则用货币收购布帛。根据物价的高低，用平准措施加以控制，于是物价的高低贵贱就可以得到调节，而君主就能从中获利。这就是中国最早有记述的供求关系的描述。

但对供求关系的利用，仅仅是为了君主从中得利，达到盘剥人民的目的么？答案显然错误。这在《国蓄》一篇是有交待的，文中“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总是在人民所不足时销售积蓄的物资，在人民有余时收购多余的物资。真正的原因在于“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繦，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也就是说年景好的时候，市场上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遇到灾荒年景，集市上买一釜粮食要十串钱，路上到处都是饥民，在管仲看来这不是地力不足粮食不够引起的。遇到好年景，粮食半价也卖不出去，收成不够本钱；遇到昂贵时，花几倍的价钱也买不到粮食，人民挨饿受穷，这也不是财务稀少积累不足所引起。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家作为管理机构丧失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节。通过《国蓄》一节，个人认为还是离不开管子对道的认识和把握，他所立的初心是“天地之初心”，政策实施所为是“民”，正好契合其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实现其强国霸侯的宏图。所以，对于天灾是可以做到避免的这不无道理。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也许更重要的不是你用的手段是什么，而是立一个初心，找到一个服务对象。

市场是社会治乱的司南针。这个思想很超前。体现在《乘马》篇中，“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大意是：市场是商品供求状况的标志，所以各种货物价格低廉，各种商业就不能获得高利；各种商业无高利，各项事业就都能搞好；各项事业搞好了，各项需求就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产生于谋虑，成功于努力，失败于骄傲轻心。不谋虑则不能产生，不努力则不能成功，不骄傲轻心则不致失败。所以说，通过市场，可以通晓社会的治乱，可以通晓物资的多寡，只是不能通过它创造物资的多寡而已。掌握起来，也是有规律的。这是以农业为本的社会，对市场运行的结果应用于管理的一个视角。

理财有术。光靠农业，靠本土经济，想要发展经济，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来说都是有局限性的，要理财有术。《轻重丁》中的石璧谋。桓公说：“我想西行朝拜天子而贺献费用不足，解决这个问题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在阴里筑城，要求有三层城墙，九道城门。借此项工程的名义，使玉匠雕制石璧，一尺的定价为一万钱，八寸的定为八千钱，七寸的定为七千钱，石珪值四千钱，石瑗值五百钱。”石璧如数完成后，管仲就西行朝见天子说：“敝国之君想率领诸侯来朝拜先王宗庙，观礼于周室，请发布命令，要求天下诸侯凡来朝拜先王宗庙并观礼于周室的，都必须带上彤弓和石壁。不带彤弓石壁者不准入朝。”周天子答应说：“可以这样做。”便向天下各地发出了号令。天下诸侯都运载着黄金、珠玉、粮食、彩绢和布帛到齐国来购买石壁。齐国的石壁由此流通于天下，天下的财物归于齐国。所以，齐国八年没有征收赋税。类似的理财方法还有菁茅谋、神龟谋等。

最后说说军事：

明为经济战实为军事战。在《轻重戊》一篇记载了几个蛮有意思的小故事，都是齐国为了臣服诸侯各国，不动一兵一卒，利用经济手段实现了军事效果。譬如，让鲁国和梁国臣服。考虑到这两个国家织绨手工业比较发达，管仲利用名人效益，让齐桓公穿上绨服，文武大臣也都穿这样的衣服，这种衣服就在齐国流行开了，一时间绨的价格暴涨，鲁国和梁国认为是敛财的好时机，就放弃农业，大力发展绨的手工业，荒废了农业。十三个月后，管仲下令封闭关卡，不再与鲁、梁两国进行贸易往来。再十个月后，两个国家的百姓饥饿不堪。等人民反应过来再去从事农业生产时，粮食也不是几个月就能长出来的。于是，鲁国和梁国的百姓纷纷投奔齐国，鲁国和梁国也就臣服于齐国了。像这样的案例在该篇还有很多，譬如莱国和莒国，只不过他们利用的媒介是柴草；楚国利用的媒介是鹿；衡山利用的媒介是器械。利用经济手段，制服了相应的诸侯国。这也和管仲《兵法》里的思想是吻合的，他说“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破大胜强，一之至也”，这两句话合起来解释一下就是说，战争虽然不是最完善的道德，却可以辅助王业成就霸业。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战而胜，其次是一战而胜。攻破大国，战胜强国，一战而胜就是最高境界。

那么，是不是光靠经济手段就行了？当然不是，在《七法·兵之数》一节，有详细的军备战略说明。“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也就是说有军备略有八个方面事项，分别是：一在于积聚财富，而要使财富无敌；二在于考究军事工艺，而要使工艺无敌；三在于制造兵器，而要使兵器无敌；四在于选择战士，而要使战士无敌；五在于管理教育，而要使管教工作无敌；六在于军事训练，而要使训练工作无敌；七在于调查各国情况，而要使调查工作无敌；八在于明察战机和策略，而要使明察战机和策略无敌。

其中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涉及到战车工艺无敌和兵器，因此，军工生产非常重要。管仲派人收购了天下各地的战车和武器样本进行研究，从各地请来最好的工匠和武器制造专家。鲁国一向是战车的最大生产国，因此，大量的鲁国工匠被高薪挖来。与此同时，大量收购最好的战车生产材料和武器制造的金属，研制新式武器。所有生产的兵器参加春秋两季的军事演习，质量上乘的战车和武器才允许入库，不合格的一律淘汰。齐国的战车质量在很短时间内追上了鲁国，成为当时最好的战车，齐国的武器也是最坚硬最锋利的，弓箭也是射程最远的。

所以，管仲的军事思想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甚至《九变》中就有《孙子兵法》的雏形。而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也真不是他仅仅依仗齐国的经济实力，故意显得“矫情”。用大智慧、大战略和大布局形容管仲思想和治生手段，完全合宜！

（作者简介：任韶斐，女，兰州大学MBA研究生，国家二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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