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期 管子为政之道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10/14 16:02:10
管子为政之道
蒋佃勤
【摘 要】管子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他辅助齐桓公内行改革，外结于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中无不渗透着他的为政思想。管子有“画而行之”的修身之道、“以人为本”的管理之道、“与变随化”的改革之道、“礼法并重”的匡时之道、“选贤与能”的用人之道。为政之道，修身为本，提升修养是前提；重在治国，有效管理是根本；与变随化，顺势改革是动力；匡正时弊，礼法并重是保障；察能授官，识人用人是关键。这五者统一于他匡正齐国、匡扶天下的成功实践。
【关键词】管子；为政之道；传统文化
管子(公元前 723一公元前645年) ,名夷吾，字仲，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被称为“中华第一相”。他辅佐齐桓公内行改革，外结于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实现了首霸春秋的千功伟业。
孔子盛赞，“相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皆“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司马迁认为，“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诸葛亮常以“管仲、乐毅自比”，梁启超感叹管子是“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的人物。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管子的书收藏于书架，反复阅读，多次引用。作为承载他为政思想的《管子》一书，内容保罗万象，详细记载了管他在齐国兴修霸业的思想、路径、方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政宝典，对今天治国理政有重要的启迪借鉴。
“画而行之”的修身之道
“画其事，后守而行之”。“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管子有“画而行之”的修身之道，主张为政者要有规划前景、矢志修行，“遍知天下，审御机数”的谋事能力。“承君命，奉社稷，持宗庙”，匡正齐国、匡扶天下是管子的人生理想。他也根据齐国所处的纷乱时局，为这个国家明确了“君霸王，社稷定”的宏伟目标。为实现这一理想和目标，他能忍辱苟活，“不拘小节而耻功名不立”，不为公子纠殉职，也能果敢劝说齐桓公“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帮助他树立称霸大目标。个人理想融入国家目标，奋力建功时代，才能实现人生价值。
“成功之道，赢缩为宝”。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管子的话，“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表明为政先修身，常怀平常心。管子也说过，“成功之道，赢缩为宝”，机会好，积极进取；机会不好，退守蛰伏，“时至而随”，能屈能伸。管子少时贫困，为了谋生，多渠道尝试，经商不利、打仗败走、入仕不顺，屡遭挫折，但并不气馁。他胸中有丘壑，明白成大事者，要懂进退，有宠辱不惊的心态。蛰伏不是不作为，而是静待时机，暗中准备，一有机会，立即行动，以成大事。
“既智且仁，是谓成人”。“恭逊、敬爱、辞让、除怨、无争”，为政者要有成熟的政治智慧。管子白手起家，“箭射小白”“囚鲁不死”，为相在齐国大行改革，没有成熟练达的智慧，很难立足，更妄谈成功。管子以智谋取胜，通过鲍叔牙协助，获得齐桓公支持，高调上任，力行改革。改革过程中，注意观察不同利益群体和人物性格，桓公“好畋”“好酒”“好色”，管子说“小疾不妨大业”，“人君惟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为获得国内权贵高子、国子支持，“乃令三军”，高子、国子与桓公各掌军队，军政合一，管理辖属乡野属地。照顾别人的需求，在目标导引下，满足别人需要以凝聚人心和力量，来实现宏图大志。
“以人为本”的管理之道
“霸王之始，以人为本”。管子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管理之道。管子的“以人为本”包括“民本”和“人本”两层含义。“人本”从个体的角度指出“人”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要素，“霸王之始，以人为本”。“民本”中“民”即百姓，“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从国家角度表明“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治国当“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人是国家和政权稳定的基础。争天下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得人要从民欲、顺民心，“使民各为其所长”，“量民力”“勿强不能”。管子有“从民四欲”说，“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做到了这些，老百姓就会甘愿“为之忧劳”“为之贫贱”“为之危坠”“为之灭绝”。趋利而恶害，民情皆然，管子指出，善治国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爱之则亲 ，利之则至”，俘获民心当给予仁爱和好处，两者兼备，“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同时，要把握好度，“爱而无亲则流”、“利而不至则殆”，泛爱而无亲疏，爱就流于形式、流于一般。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为政秉持“爱民”“富民”“利民”“安民”理念，“国多财则远着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物质基础是前提，“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利民生“六法”，“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还有“九惠之教”“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振困”“接绝”等，对老、幼、疾、病和穷困人员进行救助，堪称世界上最早的“民生”和“扶贫”工程，其核心理念，“与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给老百姓办实事，让人们感知到切切实实的恩惠。
“与变随化”的改革之道
“君霸王，社稷定”。“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管子生活的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势力崛起，周朝道统、礼乐秩序难以为继。管子顺从“天道”，帮助齐桓公制定了科学的国家战略目标：“尊王攘夷”，和平称霸。“君霸王，社稷定”，“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失天之道，虽立不安”。“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尊王攘夷”，名正言顺，和平称霸，顺理成章。明确目标导向，他进行了一系列相互支撑、卓有成效的改革。
“化故从新，富民强国”。霸诸侯的基础是“富民强国”，管子“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顺势而为，及时改革。政治上，“四民分业”、国鄙分治，配合制、法、令、察稳定政治秩序。经济上，他既重视农业，又重视商业。“案田而税”“相地衰征”“轻重论”“官山海”都是当时的创举。军事上，他提出“寓军于政”“作内政而寄军令”，通过建立三军常备军，五鄙预备部队，强化军事实力。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商定规则，先礼后兵，解决国家争端，维护天下秩序。
“强国有数，胜国有理”。管子被称为“改革之父”，他的改革也有一套系统的方法。首先，重视计划性。成就齐国霸业，管子提前制定九年计划，“一举而上下得终，再举而民无不从，三举而地辟散成，四举而农佚粟十，五举而务轻金九，六举而絜知事变，七举而外内为用，八举而胜行威立，九举而帝事成形。”从建规立制稳定政治秩序、务农垦荒提高经济实力、教化训练增强军事实力，到走出国门参与国际事务，分九年循序渐进有序进行。其次，遵循规律性。管子改革，顺应天道，“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因时而变，因俗而动”，因地制宜，“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尊重客观规律，“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第三，保持权威性。改革者要有威信。管子改革，选择高调上任，他向齐桓公要了丞相实权、要大量田产豪宅，还有仲父，至贵地位，这就能实现，以贵临贵、以富临富、以上临下。有威信才能压倒高层权贵阶层阻碍的“杂音”。
通过改革，齐国由“区区之齐在海滨”，地泄卤、人民寡、带山河的落后地位，发展成“天下商贾归齐者若流水”、“临淄甚富而实...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盛世景象。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评价管仲：“‘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盛赞管子顺势而为，成就了君臣百姓之间能亲密无间。
“礼法并重”的匡时之道
“国有四维，礼义廉耻”。管子重视礼教，以德化民。他著名的“四维”论，“国有四维，礼义廉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礼义廉耻是最核心的道德素养，也是当时的核心价值观。“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具体方面，“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为政者在涵养普通民众必须的基本道德素养之外，要格外重视爱民之德，“爱民无私曰德”，“利民不居，天下亲之，曰德”。为政者先兴德政，使“民知德”，然后，“导之以义”“行之以礼”，以礼义明确社会秩序。
“治官化民，其要在上”。管子是卓越的施教者，早年教学授业，为公子纠傅，《管子·弟子职》篇详实记录他的授业心得。他说，“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人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教训成俗，而刑罚省”。其中，执政者以身作则是实施德政的前提，德正官治、以身言教是最好的教化。教化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行小禁微，“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时时刻刻从小处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言传身教，积小善为大德。德教要有物质基础作保障，“仓廪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饿着肚子是没法有效教化的。在他看来，教化不是浅尝辄止，不是一日之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管子提倡终身教育。
“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是“法家鼻祖”，最早提出“依法治国”理念。他说，“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事断于法，“君臣贵贱皆从法”。管子的法治思维具有：公平公正、严刑信赏、审慎用刑等特点。管子立法有四大原则，顺于理、合民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立法讲究公正性，“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律要因时而变，“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一旦法律制定，贵有恒：“法者不可不恒也...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行法也有四大关键。事前准备，“教之”、“先服”，禁“不教而诛”。行法要“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君臣贵贱皆从法”。法要靠“赏”和“罚”推动，“缘法而治，论功行赏”，有功者赏，有罪者罚，治国“不淫意于法之外”。此外，严管执法者，他有“五死”之禁，亏令、溢令、留令、不从令、不行令，皆罪死不赦，严厉处分。
总之，德教和法教相互配合，“严教以示之，明刑罚以致之”，而且有序进行的。给百姓“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以此扬善止恶，实现大治。
“选贤与能”的用人之道
“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才”。为政之道，惟在得人。管子高度重视人才在国家治理的作用，“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光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尝闻也”。人才不能局限于一两个“人杰”身上，为政者要广揽人才，“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才，来天下之良工”。“修长在乎任贤”，管子在国内推行“三选”制度，乡举、官选、殿试，“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形成定制。在国外“远举贤人”，“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开放包容，容纳不同国家、贫富有差的人才。大司田宁戚，就是管子半路上偶遇、破格提拔的外国农业管理人才。
“道术德行，出于贤人”。管子的人才标准是德、能、功，“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以经臣也”。选人“以德劳，不以年份”，不按年份早晚，不搞论资排辈。“审其所好恶，观其所郊游”。管子识人、察人放在平时、细节处，见微知人。病榻论相，齐桓公询问管子，谁适合做宰相。管子根据细节力劝齐桓公不要选易牙、竖刁、开方三人。易牙“杀子以飨君”，竖刁“自宫以随君”，开方抛弃父母十余年专门追随君，违背人性的爱，绝非真爱，三人貌似忠诚，人性上不过关，能力越大，祸害越大。管仲死后，齐桓公并没有真正按照管子嘱咐去做，结果导致桓公本人惨死宫中，齐国也一蹶不振，管子的识人方法得到了实践验证。
“知人善任，任其所长”。管子用人察能授官，“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他有圣君“四慎”说：“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不重视农业，不可管理都邑。”管子为宰相，“乃令五官行事”，对于五个辅佐班子的选拔，察能授官。隰朋善于辞令，做大司行。宁戚，擅长农业生产，大司田。王子成父会打仗，大司马。宾须无，司法严明，大司理。东郭牙刚正不阿，大谏官。另外，鲍叔牙性格耿直，嫉恶如仇，让他培养、甄选人才。用人过程中，赏功罚过，“班禄赐予，禄当其功”，绩者多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用人既要鼓励，又要约束。管子建有管理奖惩考核机制，“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者，治乱之本原也。”德不当其位，官非其人；功不当其禄，赏罚失当；能不当其官，考课失范，管子用制、法、令、察和奖罚机制约束官员，权授有能、严明赏罚、力行考课，“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
斗转星移2700年，管子以及当年的齐国早已消失在辽远而深邃的时空中，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思想也有历史和时代局限的部分，如阶级立场、等级秩序、君臣关系等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作为资政的学问，他领导齐国由弱变强、匡扶天下的成功探索所包含“道”和“术”，其中蕴含的精神和具体的方法论，对今天治国理政有重要的启迪借鉴。对于管子为政思想，我们要用马克思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批判的继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发挥它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作者简介：蒋佃勤，中共安徽省阜阳市委党校讲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