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期 谈管仲事功、林伯渠老勤务员之相同性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3/7/20 15:30:25
谈管仲事功、林伯渠老勤务员之相同性
崔景明
[内容提要] 儒学核心价值之“仁”除了内在情感之外，还有外在事功的维度，孔子许管仲以仁说明了此事。管仲的思想、理论正是当时齐国进行诸多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也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 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渊源。管子其思想体系表现为浑然一体。机缘中的诸多因素和历史合力的必然作用，促使20世纪初始，上海城市成为文明新知的汇融之所及变革潮流的策源地。阐述林伯渠自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54年的非凡经历。进而叙述他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与中国共产党之关联性启示。进而表述管仲事功、林伯渠老勤务员之相同性。
[关键词] 管仲相齐事功 林伯渠服务于民 中国共产党创建 关联研究
一、简述管仲之仁与相齐事功
（一）孔子肯定管仲事功即仁 重创业德行
管仲作为早期东方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世界经济史上亦有重要的地位。他提出的“轻重”理论，被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关于供给需求理论和货币数量论的预言。管仲相桓公四十年，齐国迅速发展，国力强盛，外交策略 也相当成功，恩威并用，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这一时期，尽管从目前考古学来看，并没有什么可考证的成文法，但管仲的经济活动、法律活动甚至其个人作风都得到后人的推崇，为后人所沿用并进一步加以优化以适合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探讨管仲之仁时，孔子明显认可管仲为仁。子路和子贡以管仲心性上的不忠于公子纠来否认管仲是个仁人。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孔子明确以管仲的事功来肯定管仲“如其仁！”孔子虽然否认自己达到了“仁”，但在《论语》中评价两个人为“仁”，即颜渊与管仲，而这两人的差别是如此巨大，不得不使人对“仁”的含义产生疑惑。原始儒学时代道德与事业结合在一起，当时的儒者大多有官职，并不专门从事道德修养。如果颜渊符合“仁”之“内圣”的一面，那么管仲无疑表现了“仁”之“外王”的一面。先来看孔子对管仲的几点评价：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有鉴以此，孔子以事功为仁的观念，实际上是先秦时代人们对仁的较为普遍的看法。先秦时代，人们更看重德行，更注重从外在的事功来对人进行评价，人们的思想方面并未演变到后世如此强调内在德性的层面，还是较为质朴和务实的。管仲提出的事功之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内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强调尊敬王室守持礼仪而维持了华夏诸侯间几十年的和平秩序，其次对外膺惩蛮夷，赓续周王朝代，以防存亡续绝，使华夏先进的礼乐文明不至于被落后的民族文化所替代而亡。管仲以和平的方式统一了诸侯，华夏文明血脉得以延续，功莫大焉，虽有道德上的瑕疵，但不能磨灭所创功业。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心目中的“仁”有双重标准，即内在的修养与外在的事功，能达到其中之一者，都可以称之为“仁”；如果二者都能达到，就可以称之为“圣”。管仲不死公子纠是不羞小节，管仲之大节就是要活下来建功立业，为齐国尽忠尽职。管仲相桓公就是要成就齐国的霸业并真正安定好齐国社稷，如同晏子所说，存有一颗为国为民之“公心”，就是侍奉上百个君主，也是可以的。可见先秦时代，圣贤们的公天下之心是盛行并值得称道的。后世儒学对“仁”的解读，都有拔高道德而贬低事功的倾向。南宋时朱熹认为管仲之“仁”不是纯于天理之“仁”，与颜渊 “三月不违仁”之“仁”有区别之意思。朱熹说管仲“见此些小功业，便以为惊天动地，所以肆然犯礼无所忌也。亦缘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设不过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觉自足矣”（《朱子语类》卷二十五）。在孔子看来很伟大的事功，被朱熹评为“些小功业”。帝制时期对儒学的利用有其政治目的，纯粹的儒家哲学反而湮没不彰，儒者亦大多退守心性，不复有原始儒家“平天下”的格局与气度。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的事功和政治经济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诸贤阐述管仲尊王攘夷为事功
宋金元三朝, 管仲和《管子》仍然对社会政治以及士人的思想行为发生重要影响。宋代主张并倡导革新、务实、尚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志士仁人多崇尚管仲尊王攘夷的事功, 尊之为贤相能臣的楷模, 赞许孔子对管仲“如其仁”的评论。空谈心性的宋儒既讥讽管仲“器小”,也贬低管仲的事功, 孟子对管仲的评判影响了这类宋儒。金元人尊崇管仲合诸侯匡天下的事功, 尊其为贤臣之首, 对管仲的所谓“器小”几无苛责。金元汉儒多讳言管仲攘夷平戎的功绩。
北宋著名儒臣多褒扬管仲, 既正面肯定管仲的事功, 尊奉其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楷模, 又为管仲的道德辩护,尤其推崇管仲攘夷平戎的功绩。北宋前期名臣田锡既称管仲为贤相,又称其为良将。田锡认为管仲最知“为相之大体”,如管仲相桓公时请立“五子”分任司宾、司田、大理、大司马、大谏, 管仲则专心辅佐桓公尊王称霸。田锡由是赞道: “此乃得为相之大体也。是知宰相所居者,国之大位。所务者,国之大事。所忧者,国之大难。所理者, 国之大柄。”(《咸平集》卷 13“相箴”)在“將箴”篇中又将管仲称为“霸主之将也”。田锡是有名的直臣、诤臣,通史书、兵书,洞悉北宋国内形势及宋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史称他为谏官,“慕魏征、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宋史》本传) ,宋太宗、真宗皆重其言。苏轼曾把他比之贾谊, 范仲淹、司马光都与他相善。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改革家、军事家,贯通经史, 明达政体, 对宋国国内外形势洞察深邃,了然于胸。早在宋仁宗天圣五年( 1027年),范仲淹“上执政书”论及宋朝承平日久,兵备懈弛, 恐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希望执政者能象管仲那样有所作为,“管仲, 霸臣也, 而能攘戎狄、保华夏, 功高当时, 赐及来代。况朝廷之盛徳乎!”(《范文正集》卷 8“上执政书”)范仲淹建议“相府”加强边备,练兵御侮, 且引述孔子所道管仲功绩“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以说事,表明其对管仲的赞许。范仲淹也是一代贤臣、名臣,《宋史》本传“赞论”说:“自古一代帝王之兴, 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范仲淹、管仲这两位贤臣亦可称“流亚”,而在道德心术方面,范比管当然要高尚得多。李觏的政治思想受到范仲淹改革主张的影响,提出一系列富国强兵的主张,而在理论上借管仲的事功对儒生倡王道反霸道议论提出批评:“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国也,岂易可及哉?
（三）名家阐释管仲相齐事功
管仲之相齐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内尊京师,较之于今,何如? ”(《旴江集》卷27“寄上范参政书”)讥嘲那些空谈心性、王道的儒生不识时务,也痛惜宋国没有管仲那样的强势人物。宋国出现了管仲式的良相或推行齐桓管仲的霸道政治以攘夷狄,才不会被契丹或党项族侵扰。以上三位都是主张革新、务实尚功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的识见自然非空谈心性的儒生可比。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特别推崇管仲。陆游和爱国词人辛弃疾友善,盛赞辛的才能,在《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这首诗中赞道:“忽然起冠东诸侯,黄旗皂纛从天下。圣朝仄席意未快,尺一东来烦促驾。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天山挂旆或少须,先挽银河洗嵩华。中原麟凤争自奋,残虏犬羊何足吓。但令小试出绪余,青史英豪可雄跨。”(《剑南诗稿》卷 57) 陆游称辛弃疾的干才可以和管仲、萧何相匹敌,实际上也是对管仲、萧何的赞许。陆游这首诗饱含对辛弃疾的期望,期许辛弃疾成为管仲、萧何那样的贤相、良将,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大展宏图,将女真统治者驱逐出中原,实现宋国南、北方的统一。一一二七年北宋被金朝灭亡后,宋高宗在江南建都,史称南宋。南宋又不断受到金军的侵扰,国家危亡之际,尊王攘夷、使华夏诸族免受“被发左衽”之患的管仲更是受到爱国志士的赞许。值得一提的是,或以为宋代的理学家都提倡王道反对霸道, 其实也不尽然,比如理学家邵雍就视管仲为贤臣。他曾撰写“偶得吟”:“皋陶遇舜, 伊尹逢汤,武丁得傅,文王获姜,齐知管仲,汉识张良,诸葛开蜀,玄龄启唐。”(《击壤集》卷16) 由此可见邵雍对管仲的推重。朱子依据《大学》义理，评价管仲的人品及事功，并且据之对管仲事迹作出某些取舍，用意乃为证明管仲因不知“大学之道”导致无法“致主于道”;又结合理学的君臣观念，取程子桓公为兄、子纠为弟的说法，以证管仲无罪于君臣之义。于是，构建起管仲“有功而无罪”的形象。其中所蕴含的政治伦理意义，不仅在于表达君臣伦理价值的重要性，更为关键的是让历史随着这些价值的被关注而再现于“当代”，使价值得以被经验为超时间性的。
二、简述林伯渠生平
学好“四史”这门必修课，重在铸牢理想和信念。这不仅是建立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的重要部署和要求，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1.林伯渠（1886—1960）湘临澧人 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
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早年加入同盟会,1920年8月加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1933年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7年冬至194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建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林伯渠是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是中国共产党少数几个从20世纪初就从事革命活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他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林伯渠1902年他考入了湖南师范学堂，1903年冬，他经学校选送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1904年春天，18岁的林伯渠告别家人和师友，经武汉、上海，转乘海轮东渡日本。1905年7月，林伯渠参加了欢迎孙文大会，孙中山的演说 “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给林伯渠于震撼！
1934年10月，除吴老被党派到国外工作外，董、林、徐、谢四老均参加了长征，历经艰险。于50年后，在纪念林伯渠诞辰100周年时，习仲勋在文章中清晰地写道：“林老在发言中完全赞同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同意中央‘重提国共合作’，将建立‘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共同抗日”。
1937年至1948年,他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马文瑞这样说：在于林伯渠朝夕相处时，他的优良思想作风和高尚情操是很感人的,在边区至今仍然是有口皆碑并被民众传诵着。
林伯渠生命的最后时光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忙。1955年，先后到了湖南省的益阳、常德、临澧等县调研，了解到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庐山会议结束后，1960年4月，林老接待访华的蒙古代表团，连续工作十来天，当时他正患重感冒却依然忙碌工作。5月29日，因病情恶化与世长辞。6月2日，首都各界民众一万多人隆重举行公祭。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敬献了花圈，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习仲勋在1986年《人民日报》 发表的《革命长者和良师益友》一文中回忆：“我第一次见到林老是在1935年12月。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2.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评价
林伯渠逝世后，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评价道：“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反复强调要加强廉政建设。2006年,林伯渠教育基金会成立,以资助贫困地区的学生完成学业。
三、论析林伯渠与渔阳里关联之重要性
1. 于日本结识李大钊从爱国者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者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人流亡日本。林伯渠也受到通缉，一度思想消沉。他在日记中写道：“抚今思昔，……茫茫前路，直不知税驾何所也。”李大钊1913年赴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
林伯渠与李大钊结识于1915年底，林伯渠因在汉口、湖南组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不断受挫、再次东渡日本。据《林伯渠早年活动大事记》记载，1916年“1月30日与李大钊成为挚友。2月26日与李大钊一起离开东京回国参加讨袁斗争”。对此事，李大钊在《太平洋舟中》一诗中回应道：“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这首诗中“绝域逢知交”，指的就是他与林伯渠结成“拜把兄弟”，而“鹏鸟将图南”“鼓鼙动河北”，则是指林伯渠即将前往湖南，李大钊即将前往河北，开展革命活动。同年,林伯渠和李大钊之间仍然持续书信来往。他从李大钊的来信中得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与李大钊结识，使林伯渠有机会了解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愁闷中的林伯渠受到震动、深思。他仿佛看到了中国之曙光。林伯渠后来回忆说：“约在1918年3、4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启发。” 1918年春，他写下《梆衡道中》一诗：“春风作态已媚人，路引平沙履迹新。……待到百花齐放日，与君携手共芳辰。”表达了他对李大钊向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感激之情，呈现希望在革命胜利时的喜悦。
1919年秋冬时节，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外，在日本的邓初民、林顿儒以及田汉、李春涛等，皆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林伯渠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故终生坚定其信仰。
2. 林伯渠在老渔阳里与陈独秀会面并坚定的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林伯渠思想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李大钊从北京致信林伯渠。信中提到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他和张国焘、邓中夏也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并介绍林伯渠去上海会见陈独秀。于是，林伯渠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同陈独秀如期见面。1920年冬的一天，林伯渠敲开了陈独秀位于上海渔阳里2号的寓所木门（今南昌路100弄2号，位于上海法租界的一条老弄堂，是一幢老式石库门房舍）。走进会客厅，见到主人后，他便自我介绍说：“我叫林祖涵，是守常（李大钊）推荐我来找你的。”并从上衣口袋中拿出李大钊亲笔举荐信交于陈独秀。此刻“渔阳里”成为展演这“开天辟地至改天换地”精彩序幕的历史剧目地。
陈独秀连忙请林伯渠坐下，并叫妻子高君曼为客人沏茶，然后认真地阅读书信。信中说，林祖涵系老同盟会会员，现任孙中山大元帅参议，希望陈独秀和他本人作林伯渠的入党介绍人。“你和守常什么时候认识的?”陈独秀笑着问。林伯渠回答说：“民国四年春节前，我在日本参加乙卯学会，守常发起中华学会，那时我们就认识了。后来两个学会合并为神州学会时，守常任评议长，我任干事部干事，那时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为了深入了解林伯渠,陈独秀让他解读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革命形势的看法。林伯渠讲了从辛亥革命果实被篡夺,到二次革命的失败;从护国护法运动的受挫；到五四运动的探索,他说:“要革命,依靠军阀打军阀行不通,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拯救中国”。当天,林伯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被安排在孙中山的身边继续工作。1923年,林伯渠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在林伯渠的介绍下,张太雷、刘少奇、彭湃等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
林伯渠《自传》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中写道，我的入党就这样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参加的。林伯渠在党的一大之前已经入党，是很清楚了。李大钊是林伯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对于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丰功伟绩，他终生不忘。1958年林伯渠在《题李大钊同志文集》一诗中写道：“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可以说渔阳里之行是林伯渠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与陈独秀关于共产主义的对话已永载史册存为经典记忆，渔阳里也是林伯渠寻求马克思主义信念的指路航标。
林伯渠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曾和沈玄庐、李汉俊等进行过几次座谈，讨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两次大会的决议与文件。从此，林伯渠踏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1921年上半年，林伯渠在填写履历表或回忆参加革命的历史时，曾多次提到，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1920年夏，在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于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寓所）开会，确定要成立中国共产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起草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
四、管子相齐事功、林伯渠勤政为民在不同时代之启示
1. 评析管子、林伯渠勤政事功异曲同工的现实意义
历史并不是作为过去而存在于文献、记忆或者口述里;相反，历史是在当下生活中被思想不断被激活的，成为生活的部分并继续推动实际的发展。管仲形象的积累与演变是在政治伦理的建构中发生的，它随着儒者“治天下”的关怀而释放其“当代”意义。史学大家顾颉刚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在《论语》之后……有了《尧典》、《皐 陶谟》、《禹贡》等篇出现。……于是尧与舜有翁婿的关系、舜与禹有君臣的关系了。如朱子在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注重普遍和超越的价值维度，让历史随着这些价值的关注而再现于“当代”。管仲形象即是在这些价值的关注中被探讨和再现的。当康有为指责：宋贤“轻薄事功”“攻击管仲”“专内失外”时，暴露了他两个问题: 一是忽略了“内”“外”并举的问题。朱子对孔子的管仲评价的解读，正是为了使“内”“外”并举，同时给出一条由“正身修德”而及“治天下”的“大学之道”的实现路径;二是就朱子而言，义理与事功乃是本末关系，是一体的两面，并不存在“专内”的意思。正如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且认为思想创造了历史。那么可以说思想对现实的关怀注定要使历史当代化。由此而言，在理学家的经世关怀中所展现的历史，本身即是思想的现实反映。综上所论管仲相齐建功业与林伯渠为民为党作奉献具有一致性、相通性、同一性。在不同时代谱写了华丽乐章、奏响时代最强音、成为其各自所处时代的主旋律。
2.“渔阳里之门”林伯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发挥重要桥梁作用
林伯渠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之一，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等职，深受孙中山的信任。1919年3月13日，孙中山致信林伯渠兄林修梅，说：“顷令弟伯渠兄来沪，备述近况，并奉惠书，甚慰。湘中频年苦战，皆兄与诸同志历任其难，而兄主义坚定，贯彻始终，尤为吾党坚贞之士。……望兄与诸同人互相策励，力尽救国天职，国事幸甚，一切除面告伯渠兄外，专此奉复。”林伯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林伯渠对党的联合战线的主张是坚决拥护的。孙中山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通过林伯渠向孙中山转达的，还通过他安排陈独秀、李大钊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会晤，林伯渠本人也曾参与这些会谈。“为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出了坚定不移的努力，同反对和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与革命三大政策的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2年8月28日，在林伯渠的陪同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第二次会见了孙中山。他深切地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盟是十分必要的。1923年底，林伯渠再次来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评论社》主任。他还为毛泽东、夏曦、袁达时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过许多努力。林伯渠积极为毛泽东等人辩护，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终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依靠这些共产党员的帮助,国民党也开始在一些省份建立秘密党部。此后,林伯渠找毛泽东谈了几次,毛泽东答应下来。依靠林伯渠的牵线搭桥,北方和湖北的国民党组织,都在这个秘密时期,通过共产党的帮助发展起来。北京、湖北、山东、河南的国民党组织，也都是在这个时期由我们党帮助建立起来的。于1924年6月建立了黄埔军校，开始训练军事干部。1925年孙中山在遗嘱中讲：“余致力国民革命，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就是说，经过40年他才知道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可是我们共产党一开始就知道唤起民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对林伯渠在国共合作中的地位评价是这样描述的：反映在涂绍钧所著的《林伯渠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有这么一段真实记录:一日,毛泽东和林伯渠说:“这次国共合作，你可是立功不小啊!同志们都说你是国共合作的桥梁。”“我算什么桥梁，顶多算是一块桥板子,守常兄(李大钊)和你们这些同志，才是真正的桥墩子。没有桥墩子，桥板子也不会稳。”林伯渠谦虚地答道。
鉴于林伯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重要贡献，1960年6月他的战友吴玉章曾赋诗曰：“参加革命忆同盟，民国初成似梦空。重组中华革命党，伯渠襄赞著丰功。十月革命照万方，联俄联共好主张。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高度赞扬林伯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的“桥梁”作用。
2.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用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智慧暗护邓演达
1920年,林伯渠奉命到上海开辟工作。女儿林秉蘅回忆,“父亲在上海住在一个小糖果店的阁楼上,这家店是当时工作的掩护场所。”这年春天,林伯渠的母亲病故,他只在堂屋里布置了简单的灵堂,算是开了追悼会。
林伯渠也致力于推动工人农民运动,为了支持省港大罢工,他鼓励工友,“罢工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统一了广东,这是罢工的胜利。” 1927年4、5月间,蒋介石背叛革命,林伯渠受武汉革命政府委派,去说服他比较悉熟、曾共事过的国民党将领反对蒋介石。对方反而劝告他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可以得到保护,仍然可以做官。林伯渠强调说:“我们各自走我们坚信是正确的道路,坚决走到底,绝不后悔,……”事后,他被蒋介石反动政府列为“要犯”通缉,告示贴遍整个南京城。
1926年,林伯渠到第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六军攻克南昌后屯守九江,蒋介石通知第六军军长程潜扣留邓演达。林伯渠说,蒋介石想杀鸡儆猴,以为如此可以阻止迁都武汉,“择生(邓演达)力主迁汉,不仅不能扣留,还得小心保护。”为了保险,林伯渠特意交代士兵,除了军部首长,任何人不能进入其住所。为这件事,邓演达对林伯渠十分感激。因为留学日本以及在苏联学习接触很多经济学方面的知识,1936年,林伯渠在苏维埃政府任财政部长,办起了纺织、农具、造纸等工厂,保证前方部队的供需补给,被别人称为“红色理财家”。
3.林伯渠一贯坚守廉政治党思想具有全局性与时代性特征
初心即是人在接触事物最开始时所形成的本心和向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了理想而不畏艰险、不懈奋斗的先进政党。它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林伯渠坚持让读小学的小儿子拿着碗到大食堂用餐，齐放说：“姥爷对我的影响，就是做一个对国家和党的事业有用的人，时刻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百姓赞誉林伯渠——“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建国后，他住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房子年久失修。管理局多次建议修理，林伯渠就是不同意，直至房梁因未加固可能发生危险，他才勉强同意修理。 淳化并滋养着前辈奉献青春、甘洒热血。综上所述：林伯渠从选择正确价值观到成为延安精神的践行、捍卫者，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如今党的精准扶贫政策正惠顾着全社会高举廉政、从严治党旗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需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危机中育先机、与变局中开新局。坚定不移推进现代化建设。
综上所论；管仲相齐事功、林伯渠终身服务为党为民。他们的事迹具有相承、相同性，皆成为那个时代的姣姣者，至今为世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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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景明，女，河南省安阳人。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形势与政策课教研部主任 副教授，硕士学位，硕士生导师。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