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期 管子“三农”经济思想与当代乡村振兴战略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11/14 8:35:15
管子“三农”经济思想与当代乡村振兴战略
凤 卓
［摘要］ 《管子》是古代先哲的一部珍贵典籍，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农业思想。在齐桓公 时代，管子的农业思想颇具前瞻性和先进性，促进了齐国农业、农民、农村的全面协调 发展，使齐国迅速地富国强兵。管子的“农本”、“人和”、“救护”思想对理解和贯 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改善民生”也具有一定的借 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 乡村振兴；管子；农业思想；“三农”问题
所谓“三农”，就是指农业、农民、农村。２００５年，第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三农” 问题，几乎每一年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 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接近 ９ 亿，占全国人口７０％；农业人口达７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 ５０．１％，２１世纪“虽然乡村发展与 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乡村发展还存在基 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等现实状况，‘三农’依 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板，问题突出”。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中国现代农业进入全面振兴的重大战略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 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乡村振兴就 是抓重点，补短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加 快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２７００年 前的齐国，管子进行了提质增效的经济改革，缔造了强大的农业财富，成就了齐桓公“九合 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这不仅为我们建设美 丽乡村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而且对后世乡村治理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农业：农本思想推动产业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第１章指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早在先秦时期，管子① 的农业改革奠定了牢固的 社会经济基础，“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 者地广”。（《管子·治国》以下引文引自《管 子》只注篇名）他认为，富民的途径在于发展农 业生产，富民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而农业是 治国的基础。
（一）农本思想
在管子时代，农业为“本业”，“一者本也” （《五行》），“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 言》），其中，粮食生产关系到民众生存，“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蓄》）。在农耕文明时 代，粮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百姓必须依 靠它才能生存，“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 唯无。得之，尧舜禹汤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 下必待以生。（《枢言》）”粮食富足，则百姓安 居乐业，“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轻重甲》）”粮食不足，则“菽粟不足，末生不 禁，民必有饥饿之色。（《重令》）” 管子认为，国君注重农业发展，规避政治风险，“君国不能一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 不可得也。（《权修》）”如果国君不禁止商业， 人民就会延误农事，“故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 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权 修》）”国家只要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便 无计可施，“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 民不得操卒。（《揆度》）”由此，重本抑末思想 的出台，对齐国农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保障作 用，二千多年来，一直都是古代社会治国理政 的主流思想。
（二）农为国富之源
中国社会的财富观，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 自然财富观，而且蕴涵着社会伦理，归根到底， 这种观念与朴素的农本思想有关。农业生产 事关国库盈亏，“人主不可以不慎富，慎富在务 地”（《枢言》），“承弊而民劝之，慈种而民富”（《侈靡》），概言之，国家只有改革弊政、发展 农业，才能实现百姓富裕。 土地耕种是治国基础，“庶人耕农树艺，则 财用足”，“实圹虚，垦田畴，修墙屋，则国家 富”（《五辅》），百姓勤于农事，便可富足；移民 开垦农田，国家才能富裕。管子认为，“地不 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 （《七法》），如若不开辟荒地，不饲养牲畜，则 会国家贫困。在《乘马》中，“是故何以知货之 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货多。”因此，农业决定了国家的贫富，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之贫富与农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 家，瓜 瓠 荤 菜 百 果 备 具，国 之 富 也。（《立 政》）”在管子看来，五谷种植、家畜饲养、蔬菜瓜果都是国家富裕的标志。一个国富兵强的 国家，必然是“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治国》），农民耕田的增加，粮食的增产是国家财富的源泉，更是与诸侯列强争霸的前提和基础。
（三）重视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具有治国安邦的作用，“好本事，务地利，重赋敛，则民怀其产。（《立政》）”国君不可横征暴敛，重视农业生产，才能使百姓 对国家有归属感。“（君主）能适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矣，（《禁藏》）”国君只有抛弃侈靡，加强农业生产，政治地位才可巩固。管子从国家战略高度论述了农耕粮储的重要性，“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八观》），巡视一国之田野，计算它的农业生产，便可判断贫富。“计敌 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八观》），考察敌国与盟友，也可以观察农业生产状况，便可知百姓财 产多寡，国家兴亡。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粮储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筈”（《轻重乙》），一旦发生战争，粮储可以作为军粮，天下无事，则可以救济赈灾。“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治国》），国家战略粮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充足粮食的国家才可成就霸业。为此，国家必须奖励耕种，这也是国家理财之道，“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 直食八石。（《山权数》）”
二、农民———人和思想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第３２章强调：“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实现更加积 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让各类人才在乡村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中国农业社会的人力资源开发一直不被统治者重视，而管子早就敏锐地察觉到农业人才体制 机制培养的重要性。
（一）爱惜民力
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可耕地是国家财富，但是将“地利”转化为物质财富，还是需要依靠 劳动力的主观能动性。管子把农民当作农业 最主要的生产要素，“非诚农不得食于农” （《乘马》），“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轻重 甲》）。他认为，帝王者修明政事以行时于天 下，“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先贵与骄 则失矣”（《枢言》），“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 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小 匡》），他指出，国君不仅要将农民和土地放在 首位，而且还要“敬农爱农”，才能得到民心拥 戴，成就一番霸业。 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 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治国》），人民富 裕就容易治理国家，而人民贫困就难以治理国 家。爱民之道在于藏富于民，统治者需要“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小匡》），少刑罚， 轻赋税，人民就富裕了。因此，“明王之务，在 於强本事，去无用，然後民可使富”（《五辅》）， 国君的本职事务就是加强农业，富裕民众。爱民富民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达到“民富而以 亲，则可以使之”（《小匡》），短期内使齐国社会经济强大起来。
（二）珍惜农时
春秋时期，农业刚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过渡到精耕细作不久，季节更迭的自然规律和气候条件依旧制约着农业生产，“时之处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乘马》）。农时对农业经 济和战事政治意义重大，“春秋一日，败曰千金，称本而动”（《侈靡》），在农忙时节要充分 衡量农时，不可贸然发动战事。管子认为，“夷 吾也，如以予人财者，不如毋夺时”（《侈靡》），“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治国》）， 不误农时，国富粮多发展农业才是根本。因此，国君要身体力行，勤于四时农事，不误农 时，“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禀”（《牧民》），“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小匡》）。同时，国君还要积极组织农忙生产，“民有三务，不布其民，非其民也”（《君臣下》），“不告 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乘马》）。一年四季便是四时，“春采生，秋采?，夏处阴，冬处阳”（《宙合》）。“四时事备，而民功 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 约地之宜，忠人之和”（《禁藏》），因时制宜，农 人辛勤劳作便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农时稍纵 即逝，“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 内”（《巨乘马》），“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释，耕始焉，芸卒焉”（《乘马》），经过精密计算，一个农民必须在 ２５天内完成百亩良田的春耕春种。只有农民以季节规律进行生产劳动，才能顺应“天时地利”。
（三）选聘农官
管子打破贵族世袭官僚系统，“野不辟，地无吏，则无蓄积”（《七法》），设置了专职的农 官管理农事，积蓄财富，只因为“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权修》）。管子不仅在齐国中 央政权设置“大司田”职位（第一任为宁戚）， 还在地方上设置“虞师”（主管山泽）、“司空” （主管水利土木工程）、“由田”（主管农业生 产）、“乡师”（地方长官）、“工师”（考核工匠） 职位，从社会化大生产的视角来看，“不同职业各守其位、各司其职，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的强大优势。”他还建立道德约束机制，如果农官“不 好 本 事，不 务 地 利，而 轻 赋 敛”（《立 政》），不可让他做基层长官。对管理农业的高级官僚，管子也有着严格 的选拔标准。在《小匡》里，介绍了 ２７００年前的乡村基层农官的“三选法”：第一步，乡长推 荐，“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 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于子之属，有拳 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不论文士、武士， “有则以告”。第二步，试用乡贤，“桓公亲见 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第三步，考核验证，“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经过三轮选拔，那 些“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不论身份贵 贱，乡野人才也可脱颖而出，管子把“德、功、能”作为农官“修、治、平”的基础，建立了较为成熟的人才遴选体系。
三、农村———救护思想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第９章指出：“提高农村美好生活保障水平，让农 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救护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思维，已存在于《管子》的农业思想中，这是传统中国农业经 济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变。
（一）相土而税
在《地员》篇中，管仲认为，华夏大地每一类土壤都有它固定的属性，“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因为土地肥力有优劣区别，不仅田地产量有高低之下，农作物的种植也要因地制宜，其中“渎田悉徙，五种无不宜，其立后而手实”，河川沃土，谷粒肥厚而谷穗充实；“赤垆，历强肥，五种无不宜”，赤垆土种五谷皆相宜；“黄唐，无宜也，唯宜黍秫也”， 黄唐土只能种黍和高粱；“斥埴，宜大菽与麦”，斥埴土，适于种植大豆和麦；“黑埴，宜稻麦”，黑埴土，只适于种植稻、麦。
管子改革税收制度，按土地肥瘠差别来征 收租税，提出“相地而衰其政”，（《小匡》）“郡县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 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乘马数》）。通过农业改革，进一步 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使他们安心耕作。他通 过实地调研，把齐国土地类型划分为１８种：“五粟、五沃、五位、五?、五壤、五浮、五"、五馭、五鉎、五剽、五沙、五塥、五犹、五壮、五殖、五觳、五凫、五桀。”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根据 土地的特性，管子还提出“隐税于价”的新政，“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渐泽之 壤，有水潦鱼鳖之壤。今四壤之数，君皆善官而守之，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山国轨》）， 沼泽、山地、洼地、水溏不适宜耕种，国家可以从山货野味、水产品中取得税收，无需征税，这便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宏观调控
农业丰歉本是国之常情，国家要加强宏观调控，维护经济的平稳运行。如果国家不进行 干预政策，社会贫富差距就会拉大，“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 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国蓄》）。通过政府 调节市场物价的经济杠杆，积极调剂丰歉之年 粮食价格的贵贱，“时有春秋，故穀有贵贱。而上不调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七臣七主》），让灾年的社会隐患降到最低。发布平准 的号令，及时掌握物价政策，“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开阖皆在上，无求于民”（《乘马数》），国家掌握了经济的主动权，限制工商业 活动，社会就会稳定。 国家预付粮款，用较高价格购买丰年廉价 的商品，灾年低价销出这些平价的物资，“国谷之橫，一切什九。还谷而应谷，国器皆资，无籍 于民。此有虞之策乘马也”（《巨乘马》），“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国蓄》）。管子尝试以工代赈的国家经济政策，“若岁凶旱水
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乘马数》），在灾年大兴土木，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消解社会不安定因素。中央政府实质性地管控国家农业经济，最终达到国强民富的目标，国家的税收自然也就取之不竭，“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揆度》）。
（三）均地分力
在国家授田制度下，国家征收的租税就是农民的全部剩余农产品，而“桓公践位十九年， 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大匡》），１／５０的 税收是当时春秋诸国中最低的。“视物之轻重 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国 蓄》），齐国通过“平准”之法，调剂物价水平的 高低。齐国率先实施了“折算分租、分户经营” 的土地税收政策，“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乘马》），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根据土地的数量，即“不以田亩籍”，兼顾 征税当年农业生产的丰歉状况，“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大匡》），逢水旱灾年减赋 降税甚至免税，尽量稳定农民的恐慌情绪。“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夫以一民 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 无积也”（《治国》），国家通过政治干预，严禁 商人利用高利贷盘剥农民。同时，管子还租税 均平所授农田土地之质量，“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齐力而功地。田策相圆，此国策之时守也”（《乘马数》），掌握他们的农业生产与掌握国家的物价政策相辅而行，维护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对后世影响深远。
四、《管子》“三农”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乡村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源头，也是华夏文明史的发祥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 “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升级，是城乡发展的重 大战略性转变，契合了新时代城乡资源要素双 向流动的新趋势，弥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乡村短板。”从本质上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要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结构性 问题，通过补短板、强底板，彻底解决现代化进 程中的“三农”问题，努力使农业、农民、农村同 步现代化，防止出现农业衰落、农民返贫、农村 凋敝的现象。“夫为国之本，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禁藏》）。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 一个１４左右亿人口的大国，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是重中之重。“齐民食力则作本，作本者仲，农以听命”（《君臣下》），发展现代农业生产，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必须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提高农业质量、效 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农业粗放化、农 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相当严重，乡村振兴也 要做到“地尽其力”，国家要通过宏观调控，保障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君子之静居，而农夫修其功力极”（《五行》），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扎根农村、开发农村，才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振兴农村，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是乡村 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充分利用“互联网 ＋农 业”的信息化资源，培训新型职业农民，让农民 参加职业教育培训，引领农民开拓创新。鼓励 科技特派员、大学生村官等社会人才投身乡村 建设，在农村广阔天地大展宏图，在农产研究、环境科学、资源利用、园林园艺、植物保护、水利灌溉、文化创建中大有作为。 管子的农业思想极为丰富，把“三农”问题 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实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 伦理化与制度化，使得农业管理思想融入农业 生产工作的细节、过程、阶段和社会各个阶层。《管子》对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建设具有指导、 借鉴作用，缓和了底层农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有利于齐国农业生产、经济的稳步发展。 管子“三农”经济思想对于当代农业农村生产活动、规划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推进具有重要价 值和借鉴作用，因而，我们要揆情度理地学习其中的合理成分，统筹规划、科学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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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凤卓，樊蓉，罗先奎．《管子》职业教育思 想探究［Ｊ］．白城师范学院学 报，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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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本文所引《管子》：（唐）房玄龄注；（明）刘 绩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 ５年 ８月版 为依据，只记下篇目，未注明页数。
（作者简介：凤卓，巢湖人，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传统文 化、 区域文化）
（责任编辑：刘国旗；编辑：祁雯雯）